近半个世纪前的1966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大院内张贴了他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那年头，正是我结束初中学业时。虽说当时就读的中学名气不大，但就我们这个班，当时在杭州市的知名度还是蛮高的。我是这个班的第一任班长，说我们这个班有点知名度不是我瞎吹，因为这个班是从几百号小学毕业生中经精心挑选而组成的一个班，被授予以一位革命烈士命名的全市先进中队。因此，配备的老师精心挑选，课业上则以小灶伺候，班主任老师因教我们这个班，还被评为杭州市劳动模范。老校长更是老骥伏枥，一心想从这里启程，跻身名校行列。我们这个班读书的氛围极为浓厚，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遥遥领先于同一届的其他5个班不说，从老校长难得一笑的表情上，可知晓这实打实的成绩在全市排名榜眼上是居前的。从榜眼上闪现的缕缕光亮，从平静中卷起的朵朵浪花，老校长看到了奔头。三年初中很快定格在毕业照上。真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不前不后十年动乱卷起了狼烟。于是，眼前的一切都被革命了、颠倒了、错乱了、破碎了。饱经风霜的老校长一声长叹，深深地坠入了失望与悲怆中……学生成绩优秀千百年来第一次被认定为不是好事是坏事、不是正果是罪过，毕业后划出的一道分水岭再明白不过：成绩愈好，家庭成分愈复杂，升学则愈不可能。而在那个铁定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钻地洞”的年代，家庭出身这可是一条绝对雷人的“高压线”。我是归属先天不足的“老鼠辈”，也就决定了生来就是“钻地洞”的命。于是，小小年纪就辍了学，还没弄清这是咋回事，同学们已经背起了行囊，恰似“孔雀东南飞”般地匆匆涌向了新疆、宁夏、黑龙江及省内农村和农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我与千千万万的同龄人和素不相识的哥哥姐姐们一样，踏上了“华山一条道”，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1966年11月，尚未成年的我背起简单的行李，来到了杭州郊区由原劳改农场改名的乔司青年农场。这是一个四周高墙密围、前后设置岗哨、围墙上装着电网的大院子。我们入住时，虽劳改犯已全部外迁，岗哨和电网都成了“过去时”的摆设，但吃还是在劳改犯吃过的大伙房，喝还是劳改犯喝过的咸水塘，睡还是劳改犯睡过的上下两层的大统铺竹床。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塞进12个人，好在是大通铺，滚来滚去一个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学校一步跨入农场，反差是大的、生活是苦的、心灵是空的。偶尔，同学间信件往来，了解到他们那种“沦落天涯”的苦，才是真正无奈的苦。于是，生活中产生了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并支撑着，心里盘算着自己与远在新疆、黑龙江农村的同学比，至少有四大明显优势：一是兵团战士;二是离家路近;三是集体食堂;四是发放工资。最具磁力的莫过于发放工资，那是任何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都望尘莫及的。那时，虽然每月才12元钱，农场也难以做到月月按时发放，但穷人的孩子会当家，这12块钱，除了吃饭，买些必需的生活日用品和留好回家的车费外，硬是省下一二块钱作为积蓄。当然，这是要很懂事的人才能做到，至于身边寅吃卯粮的也是大有人在。已经记不清每月12块钱拿了多长时间，突然有个好消息传来，要增加工资了。会开了、表填了，经审核、再批准，每月由12元增加到17元，第一次还多发了3个月补发工资，那个月了不起地拿到了32元。在那个缺钱少物的年代，花钱都花得实在，有人用补发工资买回臭高粱、有人买了猪头肉、有人买了鲢排头、有人买了半导体、有人买了新布料，云云。我的爱好是爬格子，苦于手头没有一支像样的笔，狠了狠心，花了3块钱，买了一支永生钢笔，外加一瓶墨水和一刀方格子。从此，就像模像样地投起稿来。弄不清楚是形势的需要还是管理的需要，农场很快换上了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牌子，以师、团、营、连、排、班建制组成，连长以上职位由现役军人担任。刚改制兵团，挂着南京军区的头衔，与“军”和“兵”搭了介，总得有所体现。最为明显的：部队调来了一大批人，早上确也像模像样地军训过一段时间，伴着军号声，天蒙蒙亮就起床了，口号叫了、步跑了、汗流了、力出了，但寒冬军训后想喝口热水、洗把热水脸都成问题，吃的是一碗稀饭，几根咸菜。长此以往谁受得了没过多久短命的军训也就偃旗息鼓了。我所在的是一师三团一营，连长姓吴，小个子，来自穷乡僻壤，一口难听懂的外地话，据说在部队军事训练他是个尖子，多次立功，但到了兵团连队，舞弄的不是十八般武艺，而是一杆锄头柄。他的闪光点在于不怕苦、有力气、带头干，但做人的工作，他感到无所适从，常常“卡壳”、“放哑炮”，窝囊死了。我们连的指导员姓程，而立之年，也是从农村来的，言语不多，行动诡异，平时总是摆着脸孔，会上总是一个腔调，批评这、批评那，少见多怪，缺少同情心。这人有点文化，但更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住的都是平房，一幢10间，12个人住一间，他带着家属和三四岁女儿也住一间，大概为了便于管理，安排在我们这幢房的最中间一间，家属整天无事，养了几只生蛋鸡作为食品贫乏年代的营养补充。指导员把鸡窝搭在门外空地上，每天早上全连数他起得最早，听到他那宝贝的生蛋鸡打鸣就急着去捡蛋。连里的捣蛋鬼看在眼里，嫉妒在心，一天早上，他比指导员起得更早，悄悄地把鸡蛋取出，将一包大便塞进鸡窝。东方欲晓，指导员准时取蛋，捏到的是一包臭烘烘的粪便，鸡蛋却不翼而飞。时隔几天恶作剧又重演一次，弄得指导员火冒三丈却又不知所措。尽管他气急败坏地召开全连大会，任他喉长气短，歇斯底里，但没有把柄，无的放矢，说了白说、火了白火。后来，他只得每晚把鸡笼拎进屋里，直到他无声无息地调离了连队，可怜的他仍不明白是谁干的缺德事。这是一个充满坎坷和苦涩的年头，是一个一年四季都会让你感到不寒而栗的年头，是一个有话不能说、有苦不能言、有怨不能提、有屈不能伸的年头。虽是默默无闻地日出而劳，日落而息，但心头潜伏的向往火焰何曾熄灭过我向往取消“龙凤鼠辈”的“高压线”，同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人不应有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的区别，莫让热血青年背上沉重的家庭桎梏扭曲了心灵。我向往自来水管最好能接到独居的老母家中，不要让我再心挂两头地到公用水龙头旁排队挑水，使年迈的母亲连水都不敢放开肚子喝;我向往一个大男人，不要每天拎着马桶在大街上弯身低头地赶到里把路外去倒马桶;我向往有朝一日，能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在耳边就能听到;我向往若干年后最好有台电视机，睡在床上也能欣赏到电影和文娱演出;我向往有一天工资能增加到四、五十元，除了吃饱穿暖、抚养孩子、孝敬老人外，到时候还能抠出一点买本自己喜欢的书;我更向往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不求多大多好，摆得下床位，再能放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写字台上方有只书柜就足够了;我向往……1976年10月，悲怆滴血的十年在拨乱反正的强音中戛然而止，我也回城进了工厂，因为心中有向往，行动有力量，我很快胜任了多岗位工作，并于八十年代中期入了党，取得了“夜大”，进了机关工作，成为兵团战士们羡慕的一员。随之，一大串过去的向往以及从来不敢想的幻象，一件件都变成了现实;更多新的向往，则伴随着更加美好明天的创造而生成放飞。朝前走，路途上尽管还会有风雨坎坷，但我已经满足，因为展现在眼前的终究是一个廓清分明的“有耕耘总有收获”的年代。免责声明：文章《《从向往中走来》李天骅》来至网络，文章表达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联系本站站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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