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出生的地方叫军马埸,是总后勤部在东北的一个准军事基地,专门给部队养军马和骡子,到我们记事时仍每年往朝鲜运骡子。哪个军工表现好不好，政治上进不进步，你家有没有去过朝鲜的照片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明：你好，组织上怎么没选你去朝鲜送骡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9年中越战争，为云南送去最后一批骡子后，军马埸就名不符实啦。 我童年记忆的每个时期，都有两个小伙伴。也不知为什么，我从来不和任何某一个小伙伴特别好，总是三个人一起玩。
我家孩子多，一个姐三个妹。上学前的记忆就是天天跟在姐姐屁股后，和一群后来都成为我同学的丫头片子玩她们的游戏，时至今日也没全忘掉。而男孩子应擅长的搧啪唧弹溜溜，在回忆中都是失败。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姐姐领着妹妹在屋里叠，我在外面输，最后把粮本都拆了叠啪唧，也没供上我输。为这事，姐姐挨了爸爸一顿拍。赢我的，就是我的两个童年好友。
他俩是我最早的好朋友，一个叫郝彪，一个叫张玉兵。都比我大一岁（我是硬跟着姐姐提前一年七岁上的学），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友谊。郝彪是蒙古人，大高个，脸红红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他家吃饭和别人家不一样，过年好不容易分点排骨、肉什么的，别人家都细水长流，他妈是一锅烀，一人一根排骨，一人一块肉，再加他爸一碗酒，完事。张玉兵他爸是个小官僚，家境比较好，活生生一小白脸。我是南方人的后代，属于蔫淘。
张玉兵家住在埸部最南头，房子多，地方大，是我们主要的活动基地。我人生第一次吃糕点就是在这儿，并且随之有了自己的人生感慨，估计也是从那时开始，就注定了我一生舞文弄墨。张玉兵有个爷爷，自己住东屋，房梁上吊一小筐，一开始我没有注意，可郝彪做为成吉思汗的后裔，找不着弯弓射大雕，却天生有一种豺狼般灵敏的嗅觉。在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他拉着我说服张玉兵趁他爷去和隔壁老火太太唠喀之际，偷愉潜入东屋，站凳子上把小筐摘了下来，里面全是传说中的长白糕。就是现在没人稀吃那时稀少得没几人能吃着的东西。我们三人很自觉地分食了一块，并把其他的松一松，以防露出破绽。那时我第一次思索了人生，并从此养成习惯，希望自己快点变老，能享受长白糕这样的美味。
张玉兵家南面有一个大水坑，是当年建埸时挖土脱坯形成的。一到夏天，这里就成了男孩子的天堂，先是为下夹子打雀抢占地盘，天热了就为了洗澡相互干仗。一到礼拜天，早早就得去抢地方，下夹子，去晚了，就只能拎着夹子白帮人哄雀了。由于张玉兵家住的近，特别是他爷爷能起早，每个礼拜六，我和郝彪都在他家住，天没亮，他爷爷就把我们叫起来，每个礼拜，我们都能下上夹子。战果也很显赫，高峰时，夹子100多盘，最多时，一天打200多个雀，张玉兵他妈用雀胸脯肉给我们包饺子。那时我妈妈坚决不让我打雀，我打雀也很少往家拿，现在想来我妈妈真是为我减少了不少罪过。那时我们三人形影不离，同吃同住同劳动（给我家小兔子割青草，给郝彪家小猪捋灰灰菜），都互相尿过各家的炕（仅限于一年级和玩得太晚太累时），最绝的是一起吃过耗子药。
那是二年级时的事，一天下午放学，三个火手无事可做，就决定去张玉兵他妈的单位--埸部卫生所去找他妈要几个小瓶，好装上各种彩纸馋女同学（那时怎么兴这个）。张玉兵他妈不在，却发现走廊的一个木槽里有很多葵花子（我们叫毛嗑），看一下四处无人，我们就很专业的快速的一人抓了一把（真的，好孩子坏孩子的区别就在于几把）吃了。半夜，我家后窗户被如雷般敲响，郝彪他爸爸喊我爷爷（知道我和爷爷睡里屋）：大爷，胖小子吃耗子药了！爷爷睡得迷迷糊糊回答到：吃个老鼠（爷爷念chu）怕什么。原来，那些毛嗑拌了耗子药（多亏那时没有药三辈）准备往加工室放药耗子，被我们三个先试了一下药效，由于我小时侯吃瓜子用手扒皮吃，所以没什么感觉，那两家伙没这么幸运，又拉又吐卫生所灌肠呢---
小学三年级时，这两小子全搬走了，郝彪他爸受不了军事化管理，回内蒙了；张玉兵他爸调桃南军马埸升官了。四年级时，我是我们子弟学校唯一能收到信的小学生，这一直让我牛了好几年。(二)
细想童年的玩伴，走的最近的女同学是民子和小兰，我们都是学校宣传队的。在七十年代的校园里，那是相当让人羡慕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根据父母的工作好坏，学校的学生自然分成两派，场部机关干部子女一伙，我们叫他们砖房的，我们这些连队农工子弟一伙，他们叫我们土房的。班干部基本都是砖房的，土房的只能当劳动委员、体育委员什么的。象我和小兰土房的能进宣传队，那是砖房的实在没有人了。
民子从小就有狐狸精的潜质。她家住砖房，她奶家住土房，她是全校唯一能和砖房土房都能玩一起的人。她把全班的同学都玩得治溜溜转。现在想来，她是我们中间最早掌握三十六计的。她分门别类的和这些同学玩，她把住砖房的同学领她奶家，和那只比她爸还大的老母狗和它的崽子们玩；把土房的同学领到她家看她攒的糖纸吃他爸爸从城里带回来的冰糖。对淘气的男同学她还有绝招，她可以拿出五颜六色的弹子收买他们，她老叔在城里玻璃厂上班。
小兰的嗓子哑哑的（现在也是这样），她上学校宣传队是她姐姐的功劳，她姐姐是埸宣传队的。她和我同桌，民子在我俩后面。我在小学时学习成绩不怎么好就是她俩闹的。小兰上课总和我说话，我由于胆小一般时不敢搭话，就是这样也经常被老师提溜起来陪她罚站。民子则在后桌对我大动其手，弹脑瓜碰、薅头发是常事，在后背上粘个纸条、画个小动物更是天天躲不过，最坏的一次把我妈给我新做的白衣服甩上了钢笔水。
我们三个经常一起写作业，也经常完不成作业。特别是寒署假，我的作业基本不写。等到要开学了，妈妈就让姐姐给我写，实在写不完，我爷爷（前清的秀才）也上阵，字体差别太大了，老爷子曾被班主任叫去训过话。我童年中对女性留下的最大阴影就是在我们三人间发生的。那天上课，民子又给我带来了一个绿豆半弹子，我老兴奋了，一直回头跟民子说话，被老师扔了好几个粉笔头也痴心不改。小兰扒拉我好几次也没理她，这个小妖精（我妈妈对她的称喟）拿出铅笔就往我脸上扎了一下，挺深但不出血。这个黑点一直留在脸上。我妈曾经跟小兰她妈说过，如果我长大了找不着媳妇，那就得小兰当了。
我就是在这两个魔女的折磨中茁壮成长起来的，也从小练就了对美女的免疫力，直到现在，很少上女人的当，无论她怎么拐弯抹角，我都能听出她的本意。当然了，如果我愿意，我也可以装不明白。
在她俩身上，我也有胜利的时候。四年级时，总后歌舞团来场慰问，演出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使我们的游戏也多了革命内容。一天放学，我们三个玩常青指路，民子和小兰都要当吴清华，没人愿意当小庞。我出招玩两次，她俩一人当一次吴清华，我也过两次洪常青的瘾。玩完之后，都觉得意犹未尽，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提议演常青就义。为了省事，两个洪常青一起烧。我叫住路过的小胖回家取了柴禾绳演狗腿子老三，我演南霸天，把小兰、民子绑在电线杆子上，脚下垫几块砖头，上草垛上拽几把羊草把她俩围上开始进入角色，也许头一回当坏蛋太投入了，或者是被她俩压抑太久了，反正当小胖傻呵呵地问我：真点吗？我阴险的喊：烧！！后果可想而知，我妈妈赔了她俩一人一双鞋、一条裤子，并且没有打我。多年以后我问妈妈为啥没打我，妈妈对我说：从小到大你太面了，好不容易干点男子汉的事，没舍得揍你。免责声明：文章《《三个人的童年》陈泰灸》来至网络，文章表达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联系本站站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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