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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0-18

《人到中年》张永锋

跨进中年这道门槛的时候,我一段时间有些迷惘和困惑,不知道是有人忽然剥夺了我享受幸福的权利,还是我没有在预约的有关幸福的那张支票上签名,导致这张支票被人透支或者撕碎了,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而我却没有从心理上做好一点应对的准备。人常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可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功绩,有什么成就,又哪里来那么多的思虑与困惑

遥想初上教坛,雄心勃勃,以孔子自诩也想一生弟子三千,得意者七十二人,可是一晃二十多年来,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凤毛麟角,其他学生大多上了个普通本科或专科,现在各个行业的都有,而我能够记得姓名也就那么几十个学生,其他学生的生活状况了解的也不是很多,觉得好像欠了他们的债务一样。人的一生关键处就那么几步,他们和我们相处的日子里我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有时候也自我宽慰,孩子们进入社会以后,能够有自己的一份普通的职业,组建一个小家庭,过幸福的日子也就不错了,毕竟我们一个普通人的作用微乎其微,是很有限的,只是我们要最大限度的挖掘自己的潜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和努力。这好比从官窑烧制出来的一件陶器,或许是一家普通人家里的器皿甚至官宦之家的夜壶,而涂上一层釉,诗人写一首诗,画家作一幅画,摄影师拍摄一张照片,挂在宣传橱窗里做广告,或许是这件瓷器身价倍增冠冕堂皇地进入富贵人家的客厅或者博物馆,但是它的本质还是一件陶器或瓷器。因此,一个人无论有多么显赫的地位、出众的才华,还是要本本分分的用自己的肩膀扛起自己的责任,社会的,家庭的,尤其在伦理学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责任还要比社会学意义上的责任重大。因为在一个单位,或许只是其中的几十分之一或者一百几十分之一,而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子女有几个呢对妻子或丈夫而言可能你能够被别人取代,但是对于子女而言,真正意义上的爸爸妈妈是独一无二的,这样说并不是倡导我们都蹲在家庭里不出来工作或者逃避自己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责任,而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以生存或者工作的名义,逃避自己在家庭中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要给自己一个惊醒或者并不温馨的提醒。

去年的清明节那天,七十岁的老母亲罹患脑梗塞,左半身偏袒,行动不便,甚至连自己的水火都没有办法自己解决,有时候大小便失禁,我给洗裤子上的污物,多次差一点就呕吐,庆幸的是没有被母亲看到,否则对她来说是一件极不情愿的事情,因为她是那么要强的一个女人:在那么艰难的困境中养育了我们三个。缺吃少穿,偷过生产队的苜蓿、南瓜,给老生产队长说过好话,甚至偷偷的掉过多少次眼泪,可是她都挺过来了。现在,她老了,病了,不会走路了,和那些老姊妹见不到面了,随着白昼黑夜的交替,把她的日子一分两半,一半交给轮椅,一半交给土炕,她的世界只有头顶的那一方天空和失眠的夜晚带给她没有边际的黑暗。我在家的日子很有限,有时间,拉她一边撑着一个拐杖,一边靠着我的身子学走路,步子不是高了,就是低了,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我不耐烦的时候还要要训斥,她看着我,然后央求说,实在走不动了,歇一歇,我心情好的时候就点头答应了,有时候也一根筋,认为她走的时间太短,路程不远,锻炼没有效果,就又不听她的话了。现在想来,我真是幼稚的可笑,她已经把什么都交给我们了,生存的指望和权力,做人的仅有的那一点尊严,因为健康,尤其是健全的大脑实在是一个人的尊严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如果没有这条底线,说什么都是白搭。可是,这个时候,我总是有各种各样充分的不充分的甚至不成立的理由,诸如带了毕业班,孩子要上学,我有几万元的债务要还 ,我能够给予她的是什么呢有多少时间给她侍奉汤药,陪她聊天,给她一些安慰。她到反过来说,孩子,我病了这一年,你没有少跑路,钱也花了不少,早知是这样,不如让我走了的好,免得拖累了你们,你大(陇东方言:父亲)的身体瘦了,你也有了不少白头发,你刚到那所学校,不要耽误娃娃的课程,不要骑摩托车回家了,万一再有个什么事情,我怎么活呢

我该怎么说呢或许是上天要故意考验我们的意志还是要惩罚我们呢

妻子也挺着过,很少跟她进过商场,买过衣服。祸不单行,今年父亲说他上腹部疼痛,我自以为是地说是胃疼,后来经过B超检查,胆囊充满性结石、胆总管结石,需要做手术,我给父亲说,腹腔镜手术,不需要开刀,只需要打几个洞,切除胆囊,掏出石头就行了,可是三月二十日的那个下午,医生找我签字,我的手颤抖着写不出自己的名字,风险很大,各种风险都是一种可能性,只要有一种风险发生不是致命就是致残,最小的是腹膜炎……七十二岁的父亲,九十二斤的体重,要在腹部切开十几公分的切口摘除胆囊,我是他四十岁的儿子。我是教师,写字是专业,更何况我写自己的名字的次数确实不少了:给学生写操行评语要签名,批假条要签名,写计划总结要签名,填写各种各样的履历表要签名,在家里,跟孩子的老师交流、孩子的家庭作业上要签名,通知书的家长意见栏目要签名,可是,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原因是“病情已知,同意手术,愿意承担一切责任”那几个字在这样的情况下太有份量了,太重了。父亲进了手术室,从七点钟开始,我在手术室门前转圈、抽烟、百无聊赖,时间那么长,那么慢,医生和护士的表情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微妙,那么重要,将近九点钟,父亲的身上插了胃管、一次性导流管、导尿管、氧气瓶,大大小小的五根管子像蜘蛛网一样笼罩了他的头部。庆幸的是,凌晨两点钟,父亲醒过来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主刀大夫那一番话很机智,也很幽默——做手术你没有风险吗任何一件事,大小都有风险,事情我们照样做,比如喝一口开水都有喝进气管呛死的可能,我们还要喝水吗,走路有可能崴了脚脖子,我们照样走路。这是小手术,睡一觉醒来,缺少了一个器官——胆囊吗,换来的可能是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健康……好在父亲现在恢复的较好,母亲还在。我没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的遗憾。

从去年的清明节过后,我开始很烦,有时候想苏轼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这一番话确实是肺腑之言。现在想来,他的词好像是为我一个人写的。不过,回过头来看,老人还在,妻子虽不漂亮但贤惠,书房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内容不一的奖状,书柜里有孩子的荣誉证书,有别人赠送的没有来得及装裱的书画。这应该就是我生活中的一点亮色吧,窗外,阳光灿烂,这应该是我的心里的一缕阳光吧。

毕淑敏在她的散文《黄连粉菜团子》中说:“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留一点当下的幸福给自己。不要丧失了对过程的幸福感。幸福并不是爬到了山顶那一刻,而是贯穿在攀登的全过程。不要给幸福开一张渺茫的支票,而且不肯签上自己的姓名。这样的幸福支票,就是一个黄连粉做的菜团子,你始终无法抵达香甜的核心,就算真的吃到了内核,才发现原来那内核无论多么香甜,在苦不堪言的大寒之药浸泡下,早已经失去了原味。”或许我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早已失去了幸福,还在埋怨我们和幸福无缘,这或许就是人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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