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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0-18

《一盆红豆杉》 叶海东

1967年到1968年,车间笼罩着阶级斗争的风云,谈恋爱也会被叫去谈话,看你是否以阶级斗争为纲,很少有人敢去追求那些漂亮的出身不好的姑娘。我那个时候刚23岁,在锰矿公司汽车队做汽车修理车工,虽然这种岗位有不少人羡慕,可是难找到一见钟情的目标。远在故乡的堂嫂知道以后,给我来信,说她们食品公司有一位临时工,刚18岁,高中未毕业,貌美善良,当地驻军有几位年轻军官来问过,就是因为出身工商地主,都惋惜离去。我找来本公司发电厂的中学同学汪溢展商量,他说:“年轻漂亮放在第一位,你又不是想削尖脑袋当官,怕什么”我说:“好!叫她寄相片来。”

一封附上我半身相片的信发出去,很快就收到回信。信里有一张半个巴掌大的经过水彩润色的照片。啊,多么美啊,扎得整整齐齐的两条小羊角辫,圆润白里透红的脸,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略高的鼻梁,一对小酒窝挂着笑,耳朵略长肉略厚,脖子白净不粗不短,显得娟秀端庄。汪溢展同学见了拍桌惊叫:如果是我,就算把口对着我的背,我也要和她结婚一个晚上。

初生之犊不畏虎(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下),经过和她密集通信半年,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决定开结婚证明和她在1968年春节登记结婚。

我在火车站买了一条大前门(花了半个月的伙食费),赶到南宁转乘第二天的火车到终点站,一个靠近中越边境的县级小城市。车站周围满是援越抗美回国的部队人员,穿着没有标志的灰色军装。车站出口站着几位背着老式步的民兵,检查出站的每一个人。我的外出证明虽然盖有公司革委会的公章,由于办公室秘书用毛笔写错了日期的一个数字,又用毛笔改了一下,就被一位年纪较大的男民兵挡住,搜出我的结婚证明,把我的那条大前门撕坏了几盒,逐支检查。在那个年代,我有怒气不敢出,觉得不吉利,就说:“我不出去了,转回单位得不得。”那位老民兵大声训斥:“不行,到派出所。”我说出我堂哥住的那条街的门牌号码和他的姓名,即有一位长得较高较黑的年轻女民兵过来,看了我的结婚证明写有女方的姓名王艳平,就帮讲了几句:他堂哥就住在我家隔壁,王艳平是我们街的,放他走吧。

堂哥家的后部分和那位放我走的女民兵家用竹篱笆隔开,篱笆只有一部分糊上黄泥,互相可以看见,可能是便于邻居之间互相照顾。我看见那位女民兵,即对她表示感谢。这个情景被我堂嫂看见了,她把我拉过一边说:“这位妹子家庭贫农,脾气很好,我帮你拉线怎么样”但是我心里想的还是天仙般的王艳平。

一见面,王艳平表露出很喜欢的心情,牵着我的衣袖叫我坐,端来一杯加白糖的开水递到我的手上。这一天的晚上刚好是除夕,她们一家四个都是女人(她父亲十年前病故),靠她姑姑在公私合营商店做售货员和她在食品公司做临时工维持全家生活,还有一位读初中三年级的小妹。四个女人轮流要我碰杯喝葡萄酒,酒过二巡,她姑姑代表全家讲话:“艳平还差3个月才够18岁,还没有到登记结婚年龄,到明年春节准备好了,我们一定全力举办婚礼,如果你同意,就喝下第3杯满杯酒。”我原本不会喝酒,喝下去就开始醉了,身体有些摇摇晃晃。她母亲说:“艳平,扶欢仔(我的乳名)上二楼你的房间休息。”

房间很温馨,一盆栽种的小红橘摆在窗口,墙上挂着一个压着大大小小十几张相片的镜框,闻出被褥诱人的香味。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两个钟头,瞅见王艳平平静而含笑地坐在床沿看着我,她首先开口:“这辈子我不会离开你,除非你狠心离开我。”我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不会的,除非海枯石烂。"

1968年的年底,王艳平被迫去偏僻山村插队,我的心像落了霜蔫了的苦瓜,加上本单位汽车队的杨队长以及家里人来信反复劝告:你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农村插队,影响他们以后出来安排工作,影响家里所有人的进步,你要三思啊!我是个大孝子,母亲哭着哀求我回家和一位纺织厂的女工相亲,我只谈了三个月匆匆结婚,并将原因如实写信告诉王艳平。王艳平很通达,和我继续通信3个月,其中有一封信我保留至今。

这封信我照抄如下:“欢仔:近来工作忙吗来信早已收阅,因心情不好,总懒得动笔,故迟迟不复,希友原谅!欢仔,你说得对,谁不希望自己的挚友得到真正的幸福!但我已说过,我是不可救药了的。你不要说我头脑陈旧,也许,我的命运就注定是这样碌碌无为,平庸度过人生的。人,谁没有过自己崇高伟大的理想及抱负试想:任何一个人能满足于我的处境么相信没有!然而,欢仔啊!我就是连这种现状也难以持续下去。新的环境,陌生的地方,更令人寂寞,闷得发慌。如今,我才真正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痛苦’,才真正体会到‘生活’这个词的含义。我不过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无目的地,悄悄悲哀地打发着日子;我也真像一只孤独的骆驼,艰难地跋涉在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沙漠中,何时才能见到绿洲何日才能见到那久已渴望的甘泉呢命运在捉弄我,看展示在自己眼前的人生,我能快活起来吗欢仔,读你给我作的诗,能使我得到一点欣慰,看来你对文学是蛮感兴趣的,对吗好了,心烦得很,暂停笔。祝康乐!艳平1969年6月16日。”

在那个年代我们写信,多是发牢骚或互相鼓励。我记得是这样回信给她的:“1968年春节在您的房间,我欣赏摆在窗口的那盆小红橘,问你为什么喜欢小红橘,你说它代表吉利的喜事。我说它代表大多数人美好的向往。你问我喜欢什么花,我说最喜欢梅花。毛主席写一首诗词《咏梅》。梅花在冰封雪压的悬崖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她在迎接春天的到来,她对战胜困难充满了信心,在风寒雪飘的百花丛中显得多么俊俏。”艳平回信说:“你最会鼓励我。”

从1969年5月至8月,我写了9封信给她,她回了我7封信,就断绝了书信往来,从此,我怀着内疚的心情,不敢再踏上故乡的一步。

新世纪已经过去十几个年头,我已经人逾古稀,2015年春节,堂嫂的孙儿结婚,他们俩到南宁准备坐高铁去广州旅游,转到我这里(离南宁北边90公里的一个县城,没有通铁路),给我带来一盆栽种的红豆杉,说是同一条街的一位超市老板王阿婆,托他们带给我。我心里有数,但不能说,也不能拒绝。一盆红豆杉,留芳我的阳台。条形的叶子,染绿她腕上的玉镯。每条小树枝的前端,挑起夕阳的金黄。那段纯真的初恋,已经湮灭在“文革”。小小的红豆杉果,散落在民间,盎然生机。阳台成了一道超越生命力的风景线,在夕阳中,我窥见胜过春光的那种妩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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