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双粗硬而冰冷的手,传递的一丝寒气仍在我体内窜动。他的那双手,曾在我上小学时经常捏着半支粉笔在黑板上写来画去,或是握着米把长的教鞭棍在我和同学们面前挥来舞去。我还和几个玩伴常会在课余模仿他日常中的经典性动作。之后,我走出了学堂,走出村子,在外谋了职业,偶尔回去路过学校门口,依然会听到他那半乡语半普通话的授课声,就免不了又想起他的那些经典性动作来。再之后,家里亲友来城里看我,聊到他时都为他惋惜,说他教了半辈子书,因为没入国家的正式编制被清退,背着铺盖卷出外面学匠人去了,一把教书的好手可惜了。空闲时偶尔会想,那双执了半生教鞭粉笔的手,该如何去容纳对接粗糙坚硬的砖头、瓦块、钢筋、水泥。
儿时,三娃子最高兴的事,便是听母亲的吩咐,去父亲的工地拿工钱,那是父亲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工钱。工地一会在江北的民生厂;一会又是观音桥的江北公寓;最远的,还到过沙坪坝的烈士墓……
真的,我不知该如何去安慰妈妈。自从哥牺牲以后,她整日以泪洗脸。我出了一趟差,一回来妈妈就说:“梦儿,你哥来电话了!”“妈,您没搞错吧?他都牺牲大半年了,还能打电话呀。”“的确是你哥的电话。儿子的声音做娘的还不知道!”“他都说什么啦?” “他说他很好,要我们别牵记着。”妈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脸上却露出了久违的红润,精神也似乎好了很多。哥是个志愿兵,在部队呆了8年,几次转业都不回来,仿佛是为了等待那一次见义勇为的牺牲。渐渐地,妈妈有了笑容,食量也大了一点点。哥又来电话了——“妈妈,别想着我呵,我在部队里很好……”什么?还在部队?他不是被部队首长装在骨灰盒里送回家了吗?我说,妈妈,人在阳世是做啥的在阴间还是做啥呢!“是的,你哥可是一个好兵。”接下来,妈妈每隔个把月便会接到哥哥的电话。很简短,内容也不多。只是妈妈刚想问一问他的情况和电话号码,那边就匆忙地挂机了。我再次出差回来时,却吓了一跳:家里开通了“来电显示”。但接下来仍然令妈很失望,哥的电话号码是一连串的“0”,好象是从某个磁卡机上打来的,无法回拨。我安慰她说,阴阳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但我们是无法找到他的。村里人暗暗地对我说:“要照顾好你妈,她可能是想你所哥想成了病呢。你说,这人死了还能打电话妈?”我家闹鬼的消息不胫而走。有人说,我家屋顶上氤氲着一团阴气,大白天都不散。有人说,曾于某夜亲眼看见我哥穿着一身湿淋淋的军装向村外走去。还有人说,他家的电话机半夜自鸣,一接又没有人说话……静夜里,只要谁家的电话铃一响,人们心里就一阵发怵,不敢冒然去接——莫不是鬼魂在作祟吧。总之,我家成了恐怖的发源地。妈妈刚好起来的精神状态一下子又坏透了,逐渐消瘦,不吃不喝,甚至发着高烧,嘴里喃喃地说着要去那边找我哥。我吓得哭了起来,说:妈,我现在就让哥给您打电话吧。我在哥的遗物里找到了一张元旦文艺晚会的光碟,里面有哥表演的一个小品节目。我请了一个高明的电脑师,把节目中哥哥的声音进行了剪、合成、复制……天堂里的电话就这样打过来了:“喂,是妈妈吗——”(潘杰相张淦)
第一次单独出远门是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我七岁,念一年级。这次出门是个秘密行动。头一天昏暗的煤油灯下,奶奶不厌其烦地用手指沾着水一遍又一遍在饭桌上画我的行军图。
田干活,晚上挑灯缝补,不管生活有多艰辛,她从来都是咬着牙挺过来,在我们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家中箱子里有时连孩子交学费的几块钱都没有。娘虽然没念过几天书,但她培养了三名军官,两名大学生。娘一生用她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将这个家经营的井井有条,为
接触苏州网校以前,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对于年近40岁的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写作的希望了。说真的,我一直认为网络是虚拟的,不可相信的,但事实改变了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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