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寅秋末冬初，我刚从海南岛学习回到金昌，就接到了父亲去世的电话。1984年，父母来金昌住了几个月，对于很少出远门的老人来讲，从胶东半岛到河西走廊，就像是隔了十万八千里。此后，他们立下遗嘱，当他们“老”(去世)的时候，不准兄弟姐妹通知我，说是路途遥远，走一趟不但身体劳累，而且影响工作，要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就好好工作。我的兄弟果真照办了。现在，父亲已经永远地走了，但他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言行，依然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父母来金昌期间，正赶上组织要把我从机关调到基层工作，我坚决不从，还与找我谈话的科长、副经理和总工程师顶了起来。下班回家后，我把自己“耍威风”的事讲给父母听，想让老人知道，儿子是不会任人“摆布”的。没想到父母一起向我开了火，最后向我提出严正声明：“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分配，否则，我们立即回老家，不能跟着你丢脸。”无奈，第二天我只好向领导请罪，接受了组织的安排。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前期，父亲在商业战线工作，有一次父亲在个人总结材料上，如实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领导却批评他不忠诚、不老实，说是在商业战线干了那么多年，一针一线没有贪污是不可能的，要求父亲重写，但父亲只字未改。尽管个人的前途受到了影响，可对党还是无冤无悔，并且积极参加了当时济南黄河的抗洪抢险。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们把有毒的柿树叶和桃树叶都吃光了，哥哥和姐姐的身体出现了浮肿。当时父亲掌握着全乡存放花生饼(花生榨油后的渣饼)库房的大权，并且库房就在自己家的胡同里，母亲让他拿点花生饼回来，可是直到两人闹到快离婚，父亲还是没有拿一两花生饼回家。“文革”时，母亲还是农村户口。有一天母亲感冒，正准备吃药片，却被父亲撞见了，他立刻发出了一道“最高指示”，说那是公费医疗开的药，母亲有病就请到村里“合作医疗”去买。母亲只好让弟弟去村里“合作医疗”买了药。20世纪70年代初期，化肥还是紧缺物资。1973年我放暑假回家，赶上了一场雨，很多人都去给庄稼追肥。我见东屋有小半袋化肥，便要拿去喂自留地的玉米，可母亲不让动。原来父亲在一个农村抓点，一连三年，使那个很穷的村子经济翻了三番。父亲调离后，村里为感谢他，托人给我家送一袋化肥，可是被那个人自己留下了，家中的小半袋，还是委托第二个人送的一袋中，人家截留后送来的，父亲正在找人帮着送回去。我明白了事实真相后，不顾母亲的反对，把半袋化肥喂了玉米。可是这下闯了大祸，第二天父亲下乡回来后，给我足足上了半天马列课，后来我在兄妹中带头叫他“林克思”和“老马列”。父亲离休后，坚持每月两次到乡政府参加党员生活会，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说是要向周总理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有一年，父亲与几位离休的老同志去乡政府帮助写年终决算榜。晚上回家吃饭时，母亲见他脸色不好，问其原因，父亲说：“他们几个人因为没有报酬，就不卖力气。”母亲劝他不必生气，自己尽心尽力就行了。可是在当天的夜里，父亲平生第一次患了癫痫病，直到去世也没有治好。癸巳清明回乡给父母立碑，进一步清理遗物时，发现了父亲留下的6本日记，以及其他个人材料。其时间跨度从解放初期到父亲去世，长达40多个春秋。日记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父亲严于律己的胸怀。如“今天到县里参加'老干部为四化建设立新功经验交流会，我要向其他老同志学习，为家乡的建设发挥更多的余热(1986年4月16日)”，“今天上午，我学习了《老干部之家》关于清廉从政的文章，使我认识到，建设一个清明廉政的政党，真是太重要了(1998年9月6日)”。两个月后父亲去世了，正可谓是“活到老，学到老”。父亲在“四清”运动个人总结中检查到：1961年在回龙夼大队吃甜瓜两个，1962年在黑夼村接受大队送的苹果1斤。现已退赔。从这些“小事”中，我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对群众的责任，对自己的严格，使我这个已有40多年党龄的晚辈受到了深刻教育。免责声明：文章《《党员老爸的故事》林岳棒》来至网络，文章表达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联系本站站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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