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艺术特色包括哪些？

散文是一种常见的文学体裁。由于它取材广泛，摇曳多姿，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如同五彩斑澜的风景画，让人喜爱，让人陶醉。散文，如同小说、诗歌、戏剧一样,是作者用凝炼、生动、优美的文学语言所写成的文章。一般来说，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写人、记事来反映作者的生活感受并抒发感情的，叫叙事散文；一类以状物、写景来抒发作者感受的，或议论，或抒情，叫抒情散文。散文不要求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人物形象，写法灵活，形式自由，可采用多种表达方式。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阅读散文时，要发现并抓住文章的线索，把那些看来似乎并不相关的材料贯穿起来，找出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那么我们怎样来写散文呢？写散文要牢记它的五个特点：一、时间跨度大散文不受时间限制，前可以远涉古代，后可跨及未来，又可覆盖今天。如秦牧的散文《土地》，从今日的土地一片生机，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晋公子重耳狼狈出逃时手捧泥土，感谢土地是上苍的恩赐。再如杨朔散文《荔枝蜜》，从小时候上树掐海棠花被蜜峰蜇了一口，到现在的参观蜜蜂场。时间跨度很大，但却紧紧围绕作者要表现的主题，没有让人感到丝毫的散乱。联想极丰富，文笔挥洒自如，极有感染力。写散文时可以根据散文的这一特点，扩大时间跨度，多充实一些有关事件，插入多组镜头，来增加散文的内容和色彩，使文章多姿多彩，知识性强。二、空间转换广散文既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限制，天南海北，空间宇宙，无不可包容其中。如鲁迅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空间跨度从中国到日本，再从东京到仙台，又从仙台回到北京，接着又写走到厦门，空间跨度大，空间转换之多让人目不暇接，但写得层次分明，详略得当。把复杂的人和事放在每个空间里，有的随意点染，有的泼墨描绘，错落有致，色彩斑澜。如果我们在写散文时注意到这个特点，就不大会犯单薄、贫乏的毛病。三、事件牵涉多写散文，多数离不开事件，尤其是叙事散文，事件是散文的“硬件”。许多好的散文有一个中心事件，还有连带的一些与之有关的其它事件。如袁鹰的散文《井冈翠竹》，写井冈山的竹子做过武器杀伤敌人，做过竹筒盛粥，做过红军的扁担，挑着中国革命从井冈山走到延安，走到北京。新中国成立后，竹子又被派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用场……事件多得让人目不暇接。四、表达方式灵活散文常用记叙、说明、抒情、议论、描写等表达方式。茅盾名篇《白杨礼赞》，就综合地运用了多种表达方式，如文章开头就记叙和描写了汽车在黄土高原上奔驰看到的黄土高原的外貌，用抒情和议论点明了白杨树的象征意义。这些方式的运用，有力地表达了主题，使文章气势浩大，摄人心魄。我们在写散文时，特别要注意综合地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使文章富有波澜。五、勾连全文巧妙散文的取材，可谓“杂乱”但有章。既使思路开阔，包容量大，又使散文紧紧围绕作者的意图而不“越轨”。秦牧说写散文最不能丢的是“思想的红线”。即用一个深刻的思想，把看似散乱的一大堆材料，贯穿成文。若把这一个个事件喻作“珍珠”，真可叫“红线穿珠”了。

宋代的政论散文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

宋朝在科举中广设文职，大量笼络读书人，鼓励他们上书言事，阐述救国救民的道理和对时政的意见，政论散文成了当时文人们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

他们以此参加政治斗争，议政说理，抨击时弊，论辩驳难，显示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同时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总的来看，此时的政论散文主要呈现出以下4个艺术特点：

1、行文尖锐犀利，真率无忌，无所畏避；

2、镇密如针，不拘一格的论证；

3、利用比喻、对比及骈散结合手法，使得说理更有感染力

4、具有嫉恶如仇，真挚浓厚的感情色彩

我将从这四点出发，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回答问题。

01 行文尖锐犀利，真率无忌，无所畏避

宋代政论散文的作者大多是儒生，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由于自幼饱读诗书，谙熟历史典故，注意总结整理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作为治国治本的借鉴，故此，他们观察敏锐，思想深邃，总是力图从史学的角度来分析现实问题，大都具有一种了然心中的气态。

又由于他们当中许多人在朝为官，直接参与政事，因而对朝政腐败，外族侵扰，百姓困苦不堪的生活有深切的感受。指摘朝政，精辟确当，揭露弊窦，尖锐犀利，许多见解出语惊人而又合乎情理，甚至常常有预见性。

如苏轼的《教战守策》，在宋朝所谓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就居安思危，透过繁华热闹和平安定的面纱，看到隐伏的政治军事危机，估计到战争不可避免。他意味深长地指出：

“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战者，必然之势也……”

他通过对当时严峻形势的分析，警告那些沉溺于歌舞升平生活，对战争危险丧失警惕的人们战争必然会发生。这无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种预见的科学性。

宋代政论散文还体现了“发言真率，无所畏避”的特点，坚定地亮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说出应该说而别人不敢说的话。这样的文章才尖锐、有内容，有力量。

如欧阳修的《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就是一篇“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于一人难犯之言”的典范作品。这件事发生在仁宗统治时期，当时新旧势力斗争十分激烈。

守旧派阵营十分强大，优柔寡断的皇帝为其所左右，他们极力排挤新派人物。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批正直官员相继被罢黜，赶出朝庭。

众官明哲保身，或噤若寒蝉，不肯为一语，或随声附和，模糊是非。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挺身而出上书皇帝，为这批人员抱不平:

“杜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恹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信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不同，皆归于尽忠……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

并向皇帝含蓄地指出，四人一旦被罢黜，天下之士，都会认为朝廷不用贤人，隐隐地暗示出皇帝的错误和危害性：会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混乱，难辨真伪，同时会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出现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

在封建等级观念严重，皇帝金口玉言、出口即法律的封建时代，欧阳修如此大胆的抨击无疑是触动逆鳞的，稍有不慎，即可罢官、入狱。

然而，也正是由于有这种敢于坚持真理，许言直谏，不向压力屈服的精神，才使他们的文章掷地有声，流传千古。

02 镇密如针，不拘一格的论证

一篇优秀的政论文也必须像砍木柴一样顺着它的纹理运斧，一步一步深入下去，把道理析透。紧紧抓住关键向题，不枝不蔓，一线贯穿，围绕这个中心组织材料，进行论证，做到烦而不乱，肆而不流，开阖有法，形成严谨的结构。

宋代政论散文大都体现了这一点。如苏轼的《隐公论》，论述了鲁隐公、李斯等五位历史人物所遭遇的祸福，指出五人的“智”、“愚”，从而揭示了赵高等形形色色乱臣贼子的本质。

苏轼把他们比作强盗、毒蛇，不论人君、人臣，如不明智地对付，而采取“愚而听之以保己”的错误态度，必然纵恶遗患，招致杀身之祸。整篇文章杂而不乱，五人五事以“智”字贯穿，使主题明确而集中。

又如王安石的一些短小的驳难文写得婉转曲折，而又一以贯之，使人感到气长。《读孟尝君传》全文100余字，三次转折，但都围绕“得士”与否这个主题。

一开始说世称其能得士“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下面一转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怎能说“得士”？不然凭借齐国的强大，得一士则足以制秦。何必借鸡鸣狗盗之徒以脱秦。最后一转说，正因为多鸡鸣狗盗之徒，所以士不至，归根结底还是不能得士，令人心悦诚服。

写好政论文，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论据十分重要。宋代政论散文大多选用史实或典籍作根据，不仅要求材料标明显义，精确可靠，而且运用的数量较大，有时甚至做到一步一个论据，层层推理，层层印证，不由人不信服。

例如欧阳修的《朋党论》列举了尧、舜、殷封王、周武王；汉献帝、唐昭宗等一系列正反面的历史事实，总结出君主应当退小人之朋而进君子之朋的政治经验。

苏轼的《平王・志林》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一连列举了历代有关迁都的十三件史实，分析了其中有并非因为惧怕外族而迁都的，有的虽然存在异族威胁，但坚持抗战，终不迁都的，这些国家都兴盛了起来；而那些因为害怕而迁都逃避敌人的都不免于灭亡，以此来驳斥北宋时期畏敌迁都之议，水到渠成。

由于这种由真实确凿的论据必然推出真实结论的方法很具论证性，且写起来简单明了，所以来文多用此法。当然，只用这种方法要表达说明丰富的内容显然是不够的。

宋代政论散文为使文章组织严密，逻辑性强，还采用了多种灵活的推理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把论题引向深入，如高屋建领，锋芒所向无敌，又如蜘蛛飞线，布下天罗地网。

苏辙的《三国论》就运用选言推理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对比，把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结果列出来，排除掉那些片面的，顺理成章地把自己所要论述的观点推出来。他写道：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

这种层层深入的方法既新颖又有柳暗花明的感觉，能一下子引起人们的兴致。

而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这篇文章的论辩过程中，则运用二难推理的方法，指责高若纳:“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为范仲淹等辩诬，痛快淋漓。

他指出谏官的职责是为皇帝选贤去庸的，如果范仲淹不贤明，当提拔他时，高若纳没提出不同意见，是应受指责的；而范仲淹确是贤才，当他被贬之时，高若纳不但不营救，反而落井下石，无理责难，这更是应受指责的，所以不管怎样辩解，高若纳的行为都是不对的，都应受到正义的谴责。

这种把对象逼到进退维谷之处而猛烈抨击的手法实在高明，让君子长气，小人胆寒。

另外，欧阳修在《纵囚论》中还采用过一种以普通人情立论和推理的方法，很是奇特。史书记载，唐太宗把一批犯了死罪的犯人放出来回家，后来以此来说明太宗的英明和太平盛世的安定。欧阳修按人情常理指出，即使是君子，做到从容不迫地就义也是相当困难的，况且一批不知信义的亡命之徒，本来就是:“罪大恶极，此小人之尤者”，明知去死，他们能讲信用按时回来，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再则，如果杀人者都不死，天下必会大乱。以此攻破史官的不实赞美之辞，说明治理国家:“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递情以干誉”，合情合理，使人信服。

总之，宋代政论散文采用的推理方法很多，一般常见和容易看出来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03 利用比喻、对比及骈散结合手法，使得说理更有感染力

一篇政论文要说服人，达到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日的，只靠抽象的推理，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还不够。因为推理毕竟是理性的，即使逻辑相当严密，也很容易形成枯燥的说教，使人不能卒读。

所以宋代政论散文有时采用生动的比喻，有时利用对比，引物连类阐明道理，把抽象的逻辑推理难以表达出来的意思，寓于一幅生动的色彩鲜明的画面中去，由于画面本身体现要说明的道理，再加上感染力强，明白易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易于接受，收到比单纯推理好得多的效果。

通常情况下，宋代政论散文多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在形象化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用逻辑推理加以阐述，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

苏询的《六国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作品。作者在叙述六国祖辈创业艰难，而其不肖子孙败家亡国行为时，就运用了一段出色的描绘，客寥数笔，画面生动而寓意毕现：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

绘尽了祖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尽艰辛开拓疆土之苦。

“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之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则描尽了六国子孙不珍惜先辈血汗所得，腐败无能，以及秦国虎视耽耽，大肆掠夺吞并的嘴脸。

在这里，作者顺势推理点明“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这个事实，从而推出“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势之必然，令人警醒叹服，仿佛真的看到六国在熊熊烈火中灭亡的惨景，触目惊心。

苏轼的《教战守策》也是运用形象化说理较为成功的一篇。他把“天下之势，譬如一身”，通过“王公贵人”总是养尊处优，处心积虑地保养身体，但遭风雨就常得病，而“农夫小民”终岁在霜露寒暑中辛劳而“未尝告病”的对比，指出致病的原因就在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进而把这个比喻类推到国家，可以看出：

“天下之人骄情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僳；闻盗贼之名，则掩耳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

这种病态的状况也是“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它的后果是相当危险的。作者用通俗形象的画面，结合人们日常生活的体验，把深奥复杂的国家政事，变成人人可以理解的日常话题，来唤起民众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

像这样生动形象说理的例子在宋代政论散文中是相当普遍的，不一而足。同时，宋朝的政论家有许多是文学家和诗人，他们的修养和特长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政论文中有所显现，使其形式表达富有新鲜色彩。

为了避免说理的枯燥，他们常利用声音变化和句子安排上的错动，使声调抑扬顿挫，句式波澜起伏，读超来琅琅上口，流畅而富有乐感和形象性，这样，文章就显得生动活拨。

故此，优秀的政论文在引里历史材料时，一般都不作简单的三段论式的排列，而是精心地安排在文章最恰当处。特别是不容易排列的数字，陌生呆板的姓名，过于简单的事件，都缺乏形象性，易导致枯燥的堆砌，使人望而生畏。

苏轼的《六国论》在这方面就处理得比较好，在第一段中，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至于秦汉，作者一连列举了越王勾践，魏无忌，齐田文等十余人及他们“养士”的具体数字，但因为作者运用了简炼概括的语言，使用骈散句，调整了长短句安排，使文字具有跳跃性和节奏感，不会给人以累赘、重复的感觉。

这种作法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既充实了论据，又增强了气势。骈散句式的应用，在宋代政论散文中也较常见。一般情况是以散行为主，兼收骈文的一些长处。

散句大多写得自然随便，或多或少，引证材料说古论今，不受拘束。而骈句语言简炼，寓意深广，且多是排比句，整齐匀称，连续运用可增加文章的力量，一气呵成。

二者结合起来既转折灵活，机智多变，又如行云流水，无所阻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有独到的神韵之笔，这篇文章入选初中语文教科书，此不做赘述。

04 具有嫉恶如仇，真挚浓厚的感情色彩

宋代政论散文几乎没有一篇不具有感情色彩的。文章要说服人，要打动人，就必须触动人的心弦，引起共鸣，产生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乃至说出共同的语言，这是只靠单纯的逻辑推理很难办到的。

政论文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明确表白自己的观点，或褒或贬，或赞同或反对，决不允许处子调和的模糊状态，因而作者的思想感情，或爱或恨，或同情或鄙视，无不毕现于读者面前。

况且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利益一致，都处于风雨同济的破船上，既明确地看到破船上漏洞百出，势在必沉，又痛惜焦急地费尽心机，力图挽救，这种哀怨悲凉的情绪不能不在体现作者思想感情的文章中流露出来。

它们大体可分两类:一是作者头脑冷静，息心沉思，力图出谋划策，这种文章条分缕析，感情较隐伏，一般看到的多是理智的折光，故有人据此得出政论文不需要感情的片面结论；二是为抒心中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或因强烈的责任感、屈辱感驱使而发的。这类文章热情洋溢，似奔腾大河，感情一泻无余，十分感人。

如欧阳修“发于极债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的《与高司谏书》，陈亮的“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胡铨“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日”，“不然巨宁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庭而求活耶”的《戊午上高宗封事》。

它们不是抽象的说教或空泛的豪言，而是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觉喷发。陈亮在《第一书》中曾悲愤地发问：

“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安乎?……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

并警告统治者：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无帝，惟惠之怀……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

他的《第三书》中也指出“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国家之公喷也。”真可谓痛心之言，句句滴血，悲愤之语，催人泪下，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披肝沥胆的爱国之士忧愤至极的形象。

与陈亮相比，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具有更为强烈的爱憎情感。文章开篇就骂卖国贼王伦：

“本一押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欺诈，斯周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痛骂。”

然后指出：

“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众口一谈，皆欲食王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发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又进一步提出愿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之头，以伸民气，以励民志，表明抗战的决心。这篇文章感情充沛，义正辞严，议论中肯，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总而言之，宋代政论散文不论形式上呈现何种面貌，它们表现的内容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即为自己的政治功利服务。政论散文在宋代大量地应时应世而出，以其尖锐惊人而又合乎情理的见识，灵活机智，咄咄逼人的雄辩，汪洋悠肆狂放不羁的气势，曲折细密，绵中藏针的文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较为完整的艺术风格。

回答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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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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