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背影》中所描述的父亲现实中真的是一位慈父吗？
散文名篇《背影》中的父亲是慈爱的。送别读了大学、已经成年的儿子，自己年近半百身体肥胖，却要费力为儿子买橘子，舐犊情深溢于言表。但在现实中，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是一位封建式家长，应该是一位严厉的父亲。
同样，以《傅雷家书》而为普通读者所熟知的傅雷，在长子出国求学期间写了数百封书信，情真意切，言之谆谆。留给人们的印象，也是一位慈爱睿智的长者。而在现实中，傅雷先生可以称作是一位“暴君”。
据杨绛先生回忆，有一次5岁的傅聪在客厅写字，傅雷在吃花生，不知因为何事傅雷就火了，“顺手抡过来蚊香盘，击中鼻梁，顿时血流如注。”连邻居的佣人们私下都称傅雷为“神经病”。另有一次，是两个小孩在偷听大人在客厅里谈话。结果又把傅雷惹怒了：“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
几十年后，离开祖国多年的傅聪回国，与杨绛回忆往事的时候他还说：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子不教，父之过”。在中国传统家庭中，慈母严父是固有的形象定位。朱家是书香门第，朱自清是家中长子，父亲对他自是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据称是“督教甚严”。《红楼梦》第33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一段，宝玉因荒唐受到父亲责打，护犊的贾母满脸泪痕地痛斥贾政：“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就差说“来来来，你打你的儿子，我就打我的儿子”了。
父亲缺位，慈母往往还要扮演严父的角色。胡适《四十自述》里就记述的寡母对他的管束：“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傅雷先生和胡适的少年时期有相似经历的，也是父亲早故，母亲成了“严母”。应该是家风传承吧，尽管后来傅雷在国外游学多年，长期受到西方文明浸润，但他骨子里依旧是一位中国式的“严父”。
人的一生是在不断自省中成长的。为人父母也需要不断成长，他们对待子女的态度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
早年的朱父是一位严父，而朱自清性格看似柔弱，实则执拗，父子之间难免发生冲突。朱自清大学毕业后曾愤然离开父亲，到宁波、温州等外地执教 ；1921年冬天他又私自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这又使父子关系更加恶化，到了朱父不准儿子一家进家门的境地。
写作《背影》的1925年，朱自清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当初的任性，八年前父亲送别自己的情景此时已经得到了时间的沉淀，感情变得深沉。而晚年的朱鸿钧也应该反思了自己的一生，深自懊悔，就以惦记孙子的名义和儿子开始书信往来。
至于傅雷先生，在他的烈士晚年已经在给儿子的家书里坦白了自己的追悔：
"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你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我也知道你从小受到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做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
我们常说“隔代亲”。那些对孙子孙女百般疼爱百依百顺的爷爷，他们年轻时极有可能是一位严厉的父亲；他们对孙子孙女的爱，是在尽力弥补当年对儿女的亏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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