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艺术特点是什么啊？

散文之美在于坦诚，散文之美在于真实。真实是散文的生命。散文写到如同和老朋友娓娓谈心，那种掏心窝子的感觉，使散文从始到终都会涌动着，从心底里流出来的东西，这样才会进入到别人的内心。直抵人内心的最柔软处。写散文如果言不由衷，油嘴滑舌，最好和散文拜拜。周涛提出“文章忌做”，是心灵的汩汩流淌，一旦“做”就会索然无味。 散文之美在于质朴。散文家要有平常心――是指心态。贾平凹先生提出过“瓦金效应”，说是打瓦人人能打中，换成打金，人们的手先怯了。心态要平和，文在无所用心中，越是清静无为，才能写出好东西。 诗文之美在于豪放。豪放来源于――散文家要有包天胆――写文章要有英雄气概。《三国志・蜀志・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斗胆还嫌小，要包天大胆。胆大才能妄为。没有胆量就没有超越。在《悲鸿之马》中周涛说：徐悲鸿的座右铭更是语出惊人，既不是什么“吃亏是福”，也不是什么“外圆内方”，而是一意孤行。包天胆就有一意孤行的“那份决绝，惊世骇俗。”一意孤行需要有一种孤傲的英雄气概，否则早已止步不前。 写散文胆大还要心细。散文的美在细致的描绘中。有时候要细致到，毫发毕现。我喜欢散文那种精细的针线，绣出精美的图案。孙绍振先生说：“如果说诗像写意画那样要求省略细部的话，那么散文就像工笔画那样刻意追求细部的精确，有了细部的精确，散文才有丰满的血肉。一个散文作家不但要有形象的概括力，而且要有广博的人生阅历，有准确的知识，还得有状物记事写人的雄厚语言基础，没有这一切散文家的心灵不能达到创造形象所必需的活跃和自由境界。” 散文之美在于变化，美学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变化。是一种见真功夫的体裁。如果一个人的散文只是一种面孔，就会黯然失色。 周涛提出：千手千眼――千手千眼什么意思？它是表法的，代表眼到、手到，看到众生有苦难、有穷苦，立刻就去援助，是这个意思。写作要有菩萨心肠。这是作家写作的真正价值所在。文学作品要正视人类生活的艰难和苦难，正视社会历史的错误，作家却不该怨天尤人，无所适从。一方面，文学要能洞悉社会历史的错误，温暖人世并照亮大地…… 当然千手千眼――也包含写作的手法。要变要新，要洞察一切。 散文之美在于想象，创造出诗的意境。我想我写的散文应如同一枚橄榄，富于咀嚼性。也许写了许多年的诗，对于一眼见底的散文早已厌倦。歌德说得好：一部“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

宋代的政论散文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

宋朝在科举中广设文职，大量笼络读书人，鼓励他们上书言事，阐述救国救民的道理和对时政的意见，政论散文成了当时文人们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

他们以此参加政治斗争，议政说理，抨击时弊，论辩驳难，显示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同时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总的来看，此时的政论散文主要呈现出以下4个艺术特点：

1、行文尖锐犀利，真率无忌，无所畏避；

2、镇密如针，不拘一格的论证；

3、利用比喻、对比及骈散结合手法，使得说理更有感染力

4、具有嫉恶如仇，真挚浓厚的感情色彩

我将从这四点出发，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回答问题。

01 行文尖锐犀利，真率无忌，无所畏避

宋代政论散文的作者大多是儒生，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由于自幼饱读诗书，谙熟历史典故，注意总结整理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作为治国治本的借鉴，故此，他们观察敏锐，思想深邃，总是力图从史学的角度来分析现实问题，大都具有一种了然心中的气态。

又由于他们当中许多人在朝为官，直接参与政事，因而对朝政腐败，外族侵扰，百姓困苦不堪的生活有深切的感受。指摘朝政，精辟确当，揭露弊窦，尖锐犀利，许多见解出语惊人而又合乎情理，甚至常常有预见性。

如苏轼的《教战守策》，在宋朝所谓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就居安思危，透过繁华热闹和平安定的面纱，看到隐伏的政治军事危机，估计到战争不可避免。他意味深长地指出：

“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战者，必然之势也……”

他通过对当时严峻形势的分析，警告那些沉溺于歌舞升平生活，对战争危险丧失警惕的人们战争必然会发生。这无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种预见的科学性。

宋代政论散文还体现了“发言真率，无所畏避”的特点，坚定地亮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说出应该说而别人不敢说的话。这样的文章才尖锐、有内容，有力量。

如欧阳修的《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就是一篇“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于一人难犯之言”的典范作品。这件事发生在仁宗统治时期，当时新旧势力斗争十分激烈。

守旧派阵营十分强大，优柔寡断的皇帝为其所左右，他们极力排挤新派人物。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批正直官员相继被罢黜，赶出朝庭。

众官明哲保身，或噤若寒蝉，不肯为一语，或随声附和，模糊是非。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挺身而出上书皇帝，为这批人员抱不平:

“杜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恹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信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不同，皆归于尽忠……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

并向皇帝含蓄地指出，四人一旦被罢黜，天下之士，都会认为朝廷不用贤人，隐隐地暗示出皇帝的错误和危害性：会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混乱，难辨真伪，同时会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出现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

在封建等级观念严重，皇帝金口玉言、出口即法律的封建时代，欧阳修如此大胆的抨击无疑是触动逆鳞的，稍有不慎，即可罢官、入狱。

然而，也正是由于有这种敢于坚持真理，许言直谏，不向压力屈服的精神，才使他们的文章掷地有声，流传千古。

02 镇密如针，不拘一格的论证

一篇优秀的政论文也必须像砍木柴一样顺着它的纹理运斧，一步一步深入下去，把道理析透。紧紧抓住关键向题，不枝不蔓，一线贯穿，围绕这个中心组织材料，进行论证，做到烦而不乱，肆而不流，开阖有法，形成严谨的结构。

宋代政论散文大都体现了这一点。如苏轼的《隐公论》，论述了鲁隐公、李斯等五位历史人物所遭遇的祸福，指出五人的“智”、“愚”，从而揭示了赵高等形形色色乱臣贼子的本质。

苏轼把他们比作强盗、毒蛇，不论人君、人臣，如不明智地对付，而采取“愚而听之以保己”的错误态度，必然纵恶遗患，招致杀身之祸。整篇文章杂而不乱，五人五事以“智”字贯穿，使主题明确而集中。

又如王安石的一些短小的驳难文写得婉转曲折，而又一以贯之，使人感到气长。《读孟尝君传》全文100余字，三次转折，但都围绕“得士”与否这个主题。

一开始说世称其能得士“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下面一转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怎能说“得士”？不然凭借齐国的强大，得一士则足以制秦。何必借鸡鸣狗盗之徒以脱秦。最后一转说，正因为多鸡鸣狗盗之徒，所以士不至，归根结底还是不能得士，令人心悦诚服。

写好政论文，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论据十分重要。宋代政论散文大多选用史实或典籍作根据，不仅要求材料标明显义，精确可靠，而且运用的数量较大，有时甚至做到一步一个论据，层层推理，层层印证，不由人不信服。

例如欧阳修的《朋党论》列举了尧、舜、殷封王、周武王；汉献帝、唐昭宗等一系列正反面的历史事实，总结出君主应当退小人之朋而进君子之朋的政治经验。

苏轼的《平王・志林》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一连列举了历代有关迁都的十三件史实，分析了其中有并非因为惧怕外族而迁都的，有的虽然存在异族威胁，但坚持抗战，终不迁都的，这些国家都兴盛了起来；而那些因为害怕而迁都逃避敌人的都不免于灭亡，以此来驳斥北宋时期畏敌迁都之议，水到渠成。

由于这种由真实确凿的论据必然推出真实结论的方法很具论证性，且写起来简单明了，所以来文多用此法。当然，只用这种方法要表达说明丰富的内容显然是不够的。

宋代政论散文为使文章组织严密，逻辑性强，还采用了多种灵活的推理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把论题引向深入，如高屋建领，锋芒所向无敌，又如蜘蛛飞线，布下天罗地网。

苏辙的《三国论》就运用选言推理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对比，把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结果列出来，排除掉那些片面的，顺理成章地把自己所要论述的观点推出来。他写道：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

这种层层深入的方法既新颖又有柳暗花明的感觉，能一下子引起人们的兴致。

而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这篇文章的论辩过程中，则运用二难推理的方法，指责高若纳:“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为范仲淹等辩诬，痛快淋漓。

他指出谏官的职责是为皇帝选贤去庸的，如果范仲淹不贤明，当提拔他时，高若纳没提出不同意见，是应受指责的；而范仲淹确是贤才，当他被贬之时，高若纳不但不营救，反而落井下石，无理责难，这更是应受指责的，所以不管怎样辩解，高若纳的行为都是不对的，都应受到正义的谴责。

这种把对象逼到进退维谷之处而猛烈抨击的手法实在高明，让君子长气，小人胆寒。

另外，欧阳修在《纵囚论》中还采用过一种以普通人情立论和推理的方法，很是奇特。史书记载，唐太宗把一批犯了死罪的犯人放出来回家，后来以此来说明太宗的英明和太平盛世的安定。欧阳修按人情常理指出，即使是君子，做到从容不迫地就义也是相当困难的，况且一批不知信义的亡命之徒，本来就是:“罪大恶极，此小人之尤者”，明知去死，他们能讲信用按时回来，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再则，如果杀人者都不死，天下必会大乱。以此攻破史官的不实赞美之辞，说明治理国家:“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递情以干誉”，合情合理，使人信服。

总之，宋代政论散文采用的推理方法很多，一般常见和容易看出来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03 利用比喻、对比及骈散结合手法，使得说理更有感染力

一篇政论文要说服人，达到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日的，只靠抽象的推理，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还不够。因为推理毕竟是理性的，即使逻辑相当严密，也很容易形成枯燥的说教，使人不能卒读。

所以宋代政论散文有时采用生动的比喻，有时利用对比，引物连类阐明道理，把抽象的逻辑推理难以表达出来的意思，寓于一幅生动的色彩鲜明的画面中去，由于画面本身体现要说明的道理，再加上感染力强，明白易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易于接受，收到比单纯推理好得多的效果。

通常情况下，宋代政论散文多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在形象化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用逻辑推理加以阐述，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

苏询的《六国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作品。作者在叙述六国祖辈创业艰难，而其不肖子孙败家亡国行为时，就运用了一段出色的描绘，客寥数笔，画面生动而寓意毕现：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

绘尽了祖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尽艰辛开拓疆土之苦。

“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之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则描尽了六国子孙不珍惜先辈血汗所得，腐败无能，以及秦国虎视耽耽，大肆掠夺吞并的嘴脸。

在这里，作者顺势推理点明“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这个事实，从而推出“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势之必然，令人警醒叹服，仿佛真的看到六国在熊熊烈火中灭亡的惨景，触目惊心。

苏轼的《教战守策》也是运用形象化说理较为成功的一篇。他把“天下之势，譬如一身”，通过“王公贵人”总是养尊处优，处心积虑地保养身体，但遭风雨就常得病，而“农夫小民”终岁在霜露寒暑中辛劳而“未尝告病”的对比，指出致病的原因就在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进而把这个比喻类推到国家，可以看出：

“天下之人骄情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僳；闻盗贼之名，则掩耳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

这种病态的状况也是“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它的后果是相当危险的。作者用通俗形象的画面，结合人们日常生活的体验，把深奥复杂的国家政事，变成人人可以理解的日常话题，来唤起民众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

像这样生动形象说理的例子在宋代政论散文中是相当普遍的，不一而足。同时，宋朝的政论家有许多是文学家和诗人，他们的修养和特长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政论文中有所显现，使其形式表达富有新鲜色彩。

为了避免说理的枯燥，他们常利用声音变化和句子安排上的错动，使声调抑扬顿挫，句式波澜起伏，读超来琅琅上口，流畅而富有乐感和形象性，这样，文章就显得生动活拨。

故此，优秀的政论文在引里历史材料时，一般都不作简单的三段论式的排列，而是精心地安排在文章最恰当处。特别是不容易排列的数字，陌生呆板的姓名，过于简单的事件，都缺乏形象性，易导致枯燥的堆砌，使人望而生畏。

苏轼的《六国论》在这方面就处理得比较好，在第一段中，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至于秦汉，作者一连列举了越王勾践，魏无忌，齐田文等十余人及他们“养士”的具体数字，但因为作者运用了简炼概括的语言，使用骈散句，调整了长短句安排，使文字具有跳跃性和节奏感，不会给人以累赘、重复的感觉。

这种作法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既充实了论据，又增强了气势。骈散句式的应用，在宋代政论散文中也较常见。一般情况是以散行为主，兼收骈文的一些长处。

散句大多写得自然随便，或多或少，引证材料说古论今，不受拘束。而骈句语言简炼，寓意深广，且多是排比句，整齐匀称，连续运用可增加文章的力量，一气呵成。

二者结合起来既转折灵活，机智多变，又如行云流水，无所阻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有独到的神韵之笔，这篇文章入选初中语文教科书，此不做赘述。

04 具有嫉恶如仇，真挚浓厚的感情色彩

宋代政论散文几乎没有一篇不具有感情色彩的。文章要说服人，要打动人，就必须触动人的心弦，引起共鸣，产生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乃至说出共同的语言，这是只靠单纯的逻辑推理很难办到的。

政论文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明确表白自己的观点，或褒或贬，或赞同或反对，决不允许处子调和的模糊状态，因而作者的思想感情，或爱或恨，或同情或鄙视，无不毕现于读者面前。

况且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利益一致，都处于风雨同济的破船上，既明确地看到破船上漏洞百出，势在必沉，又痛惜焦急地费尽心机，力图挽救，这种哀怨悲凉的情绪不能不在体现作者思想感情的文章中流露出来。

它们大体可分两类:一是作者头脑冷静，息心沉思，力图出谋划策，这种文章条分缕析，感情较隐伏，一般看到的多是理智的折光，故有人据此得出政论文不需要感情的片面结论；二是为抒心中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或因强烈的责任感、屈辱感驱使而发的。这类文章热情洋溢，似奔腾大河，感情一泻无余，十分感人。

如欧阳修“发于极债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的《与高司谏书》，陈亮的“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胡铨“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日”，“不然巨宁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庭而求活耶”的《戊午上高宗封事》。

它们不是抽象的说教或空泛的豪言，而是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觉喷发。陈亮在《第一书》中曾悲愤地发问：

“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安乎?……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

并警告统治者：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无帝，惟惠之怀……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

他的《第三书》中也指出“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国家之公喷也。”真可谓痛心之言，句句滴血，悲愤之语，催人泪下，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披肝沥胆的爱国之士忧愤至极的形象。

与陈亮相比，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具有更为强烈的爱憎情感。文章开篇就骂卖国贼王伦：

“本一押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欺诈，斯周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痛骂。”

然后指出：

“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众口一谈，皆欲食王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发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又进一步提出愿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之头，以伸民气，以励民志，表明抗战的决心。这篇文章感情充沛，义正辞严，议论中肯，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总而言之，宋代政论散文不论形式上呈现何种面貌，它们表现的内容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即为自己的政治功利服务。政论散文在宋代大量地应时应世而出，以其尖锐惊人而又合乎情理的见识，灵活机智，咄咄逼人的雄辩，汪洋悠肆狂放不羁的气势，曲折细密，绵中藏针的文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较为完整的艺术风格。

回答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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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写了哪些类型的散文，这些散文又有怎样的艺术特点？

茅盾一生创作的散文先后结集的有《宿莽》(1931年)、《茅盾散文集》(1933年)、《话匣子》(1934年)、《速写与随笔》(1935年)、《印象・感想・回忆》(1944年)、《白杨礼赞》(1946年)、《生活之一页》(1946年)、《脱险杂记》(1948年)、《苏联见闻录》(1948年)、《跃进中的东北》(1958年)《茅盾散文速写集》(1980年)等，其他尚未结集而散发在当时各地报刊上的，更是不胜数。

先说茅盾散文的类型。

从体裁形式上说，有随笔如《冥屋》、《秋的公园》、《在公园里》等；有生活速写如《红叶》、《香市》、《上海大年夜》等；有匕首一样的杂文如《雨天杂写》、《谈鼠》、《森林的绅士》等；也有隽永的散文诗如《雾》、《雷雨前》、《白杨礼赞》等。

从所表现的内容来说，有的近乎人物素描如《阿四的故事》、《马达的故事》、《记丫君》等；有的仿佛是见闻速记如《故乡杂记》、《“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等；有的是真切世态的断面如《大旱》、《戽水》、《桑树》等；有的则是战斗激情的表露如《炮火的洗礼》等。

简而言之，即抒情性散文、记叙性散文、夹叙夹议的杂感散文等三大类。就艺术特点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抒情性散文以多种形式创造意境，具有深邃幽远而又形象的意境美；

2、记叙性散文采用小说笔法；

3、夹叙夹议的杂感类散文具有极强的形象性。

01 抒情性散文以多种形式创造意境，具有深邃幽远而又形象的意境美

茅盾的抒情散文具有浓郁的意境美，创造意境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主要是以下3种：

其一，情景交融构成和谐的意境

茅盾采用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方式构成意境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他既把感情包含在所描写的景色的字里行间，又在适当的地方直抒胸臆，把诗情画意与简短的议论结合起来。

如《白杨礼赞》，它所描述的“境”是在西北的雪山、高原和麦浪的背景前，傲然挺立的白杨树的形象，它所表现的“意”是抒发歌颂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和英雄人民的革命感情。

作品的“意”与“境”紧密融合，达到了“意与境浑”。在情景交融的描述之中，情不自禁地直抒胸臆，尽情地倾吐自己的喜怒哀乐。这就增加了意境的感情色彩。文章开头，作者就直接抒发感情：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接着，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广阔雄壮的西北高原的风景画，为下文描写白杨树作了铺垫。继而，作者描写了白杨树的外貌形象和气质，层次井然地描绘了白杨树的高大形象，突出了白杨树的美和不平凡的特质，字里行间渗透着浓厚的感情。在这情景交融的描写的基础上，作者直抒胸臆，赞美白杨树。

最后，在针砭了贱视民众的顽固派以后，以“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作结。全文所状之物形象生动，所抒之情真切感人，构成了雄浑激昂而又完整的意境，具有很强的思想鼓舞和艺术感染力量。

《风景谈》也是寓情于景，诗情画意与简短的议论相结合。这议论不是游离在外的赘物，而是构成完整意境的有机部分。

作者用大量笔墨描绘风景，先后描绘了各着异采，各具妙趣的“沙漠驼铃”、“荷犁晚归”、“收工之后”、“雨中石洞”、“桃林茶社”、“早霞英姿”等六幅画面。在描摹风景的基础上画龙点睛地发几句议论。

那优美的画面，由于几句议论而增添了思想意义，几句议论，也由于生动的画面而增添了形象性和感人力量。景物描写与议论融为一体，使整篇文章情深意切，富于抒情性；深邃睿智、富于哲理。

其二，通过形象的具体描绘构成意境

《沙滩上的脚迹》就是把很多形象的具体描绘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完整的意境，来表达作者的感情的。作者通篇都是把自己的心情与虚拟的景象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昏暗和鬼气阴森的险恶意境。

这一意境，就是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的形象化的表现。那“什么都看不分明万的“黄昏”的昏暗，那“夜的国”、“妖魔的堡寨”，那“恐怖的黑夜”，是旧中国社会黑暗现实的象征。

而那“无数青面獠牙的夜叉”，“妖烧的人鱼”，“七分象人的鬼怪”又分明是在影射活动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形形色色的反动官僚、披着伪装的政客文人等社会丑类。这些形象融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魑魅魍魉的旧世界。

与黑暗龌龊的形象相对立的还有一类形象，诸如“酝酿着暴风雨的海”，“远处有一点光明”的“灯塔”，“心火”，“锯齿形的闪电”等等代表着光明和力量的一组形象。

这些形象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深邃的意境，形象地体现着作者高低相间，曲折前进的内心波澜和追求真理渴望战斗的思想情绪。

第三，现实经历与扭曲的客观事物结合构成意境

如《严霜下的梦》。文章描写了作者在严霜的夜晚，一连做了三个恶梦，这三个梦，是作者对自己曾经亲历过的大革命失败前后的生活的惨痛回忆，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再现是把梦境与扭曲了的客观事物结合起来加以表现的。文中那革命武装力量的威武气势，大革命失败时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奸淫虏掠，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

而在梦中回忆这些逝去的往事时，作者还描述了自己潜意识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荒诞景象的描绘表现出来的。如“陶醉的心”，“竟跳出了咽喉关”，“飞出去了，挂在空间”。“地狱的火”把“太阳骇成了淡黄脸”，“高高的山岩，熔成了半固定质，象糖似的软摊开来，填平了地上的一切坎坷。而我，我也被胶结在这坦荡荡的硬壳下”。

作者通过这奇怪的梦境来反映自己对反动派残酷杀害革命者的悲哀和愤怒，以及一时看不到革命出路的矛盾心情。

茅盾写梦境，往往把现实与扭曲的客观事物结合起来表现。有时他虽然写梦，却着重写梦醒以后的自觉意识，如《叩门》即是。

总之，茅盾的抒情散文在创造意境上，意和境不是机械地相加，而是水乳交融的统一。

02 记叙性散文采用小说笔法

茅盾的不少记叙性散文，都鲜明地刻画了人物形象，具体地描写了环境，并具有完整连贯的情节，因此尽管形式上不是小说，但很像小说。这与作者善于在散文创作中运用小说笔法是分不开的。

在茅盾的散文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如《劫后拾遗》中迂腐怯儒胆小可怜的小公务员何先生；心直口快，爱好争辩的周小姐；自命不凡，脱离实际的罗先生；《脱险杂记》中纯朴腼腆，好学有为的华侨年青战士；《故乡杂记》中不明时势，盲目乐观的小商人；《老乡绅》中脾气古奇，喜欢信口开河撒谎，性格幽默的老乡绅；《速写》中仗势欺人只敢在老百姓面前耍威风而不敢碰日本兵一根毫毛的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发报生；《一个译人的梦》中被生活所迫从“爱美的”精译到粗制滥造的赶译而又于心不安的译人；《疯子》中被封建的旧习俗窒息了灵魂以至发疯的阿四等等。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使用了小说惯用的肖像、人物言行、心理状态等描写手法。

如《老乡绅》中对老乡绅x老的描写。作者开头就用简洁的几笔划出老乡绅的衣着神态：

“积世老乡绅x老穿了件‘结衫’，站在自己家门前的石阶上。一手捋着胡子，仰脸看天空的浮云”。

语言不多，却把一个无所用心，悠然自得的老乡绅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接下去作者就用了老乡绅与一位忘年交的一连串的对话，生动而又形象地表现出老乡绅善于撒谎，喜欢信口开河编造谣言的性格特征。

《劫后拾遗》中对周小姐、罗先生、何先生等的刻画，既有富于性格特征的肖像和对话描写，又有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当战事即起，何先生一家困在防空洞中时，作者有一段精彩的心理描写：

“何先生的不安，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早上过海不成功，是他莫大的遗恨。表示他勤于职守，这固然是要点之一，但此外还有些利害相关的事，他都急于要知道，例如：公司里在这仓皇变局中，定了什么新办法没有？如果可以借支若干，也总得自己去领，人家未必肯送到防空洞。钱是最大的问题。才一打仗，粮食恐慌就来了，明后天不知道又弄成个什么局面，没有几斗米放在家里，可怎么成？而且，看光景是要逃难的：这问题更大了，然而只要有钱也还不愁……这一切问题，伴着何先生在防空洞里。

他几次自问自答道：“轰炸可怕，但坑陷在防空洞里，一点正事都不能办，可怎么行呢？要是不躲，中不中头奖且不说，但是人家也许早钻进洞了，你我也找不到，然则你的正事还不是一无着落？想到这里，他觉得‘躲’是当然的办法，但这一‘觉得’也只片刻即逝，他的焦灼反因此更加不可耐了”。

这一段心理描写细致逼真。何先生对由于交通断绝未能过海上班表示最大的遗憾，因为他失去了表现自己在战乱之中仍忠于职守的机会；然而，他急于过海还有更紧迫的事，他急需在公司借支若干以应付战时逃难的生活，想到这些，何先生感到困在防空洞里是不合时宜的，他必须冒生命危险去为生活而挣扎。

但转念一想，如果不钻防空洞，不免中弹身亡先不说，而且你不钻洞人家也要钻洞，即使过了海，也找不到人。想到这里，他又感到一阵宽慰，但是，在这一时的宽慰之后，他顷刻又感到了生活重担的压力的袭来，因而万分心焦。这就把一个缺钱少米，卑琐平庸的小公务员在战争爆发当儿的焦急无奈的复杂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

这样生动的心理描写不是惯于写小说的大手笔是写不出来的。

茅盾还惯于运用场面描写来渲染气氛，表现时代精神，突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这不仅有助于主题的表达，也有助于人物的刻画。

作者就极善长描写在旅途中车船上各种人物对话交谈的场面。如《故乡杂记》《一封信》一节中几个商人对话的场面描写得逼真生动，几个商人谈话各自的语气表情神态历历在目、活灵活现。

通过他们的对话，透露出他们对时局动荡不安的优虑和对侵略者的憎恨，从而反映了时代气氛。

茅盾在这些散文中也很注意环境描写。《劫后拾遗》中有一段战争爆发后香港市容的描写：

“白天，每一条大街依然那么‘热闹’，各种古怪名称的所谓‘公司’门前大幅白布红绿色大字写着‘现钱交易，银牌色宝’，一望皆是，代替了银行、百货公司，以及其他形形式式的商店。手指那么粗的断电线从空中挂下，拖在马路上，蜿蜒有数丈之远，小摊贩夹路而列，形成‘热闹’的又一方面，在他们后面，小山一样的垃圾堆，防护困员的制服和钢盔往往而有。前面路中心，隔不了多远，就能遇到一个俄草，蜡黄的皮肤上呈现着深灰色的龟裂纹”。

这段环境描写，具体地表现出香港沦陷后侵略者的罪恶，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业城市搞得乌七八槽。市面的表面繁荣，掩盖不住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破坏，战争带给人民的只是饿殍遍地。

诸如此类的环境描写，在茅盾散文中比比皆是，这些环境描写，有的具体细致，给人完整的印象，有的灵活自如，寥寥几笔点染出人物活动的场所。

茅盾的一些散文像小说一样，具有完整连贯的情节。

如《生活之一页》以搬迁为线索展开情节，一直写到准备迁往内地为止。《疯子》以阿四结婚前后的巨大变化为线索展开情节，前后对比，浑然一体。《一个译人的梦》以译人前后的遭遇为线索，反映了出版商对穷苦译人的盘剥。

总之，茅盾的这些记人记事的散文，不是小说，但却运用了众多的小说笔法。他善于在散文作品中多方面地刻画人物形象，具体细致灵活自如地描写环境，注重情节的完整连贯，这就使他的散文作品产生了小说般的艺木效果。

03 夹叙夹议的杂感类散文具有极强的形象性

在夹叙夹议的杂感类散文中，茅盾往往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表达作者强烈鲜明的爱憎和饱满的战斗激情，他直接向生活开口，发议论，讲道理，直抒己见。但它不是空泛地议论，而是把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形象性强是他的杂感的重要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茅盾所描画的赖以说明事理的形象，大多是为读者所熟悉的，而这些为读者所熟悉的形象，一经茅盾的精心描画，就具有了新鲜感，产生明显的艺术效果。

其次，茅盾往往将所描画的带有讽刺意义的形象漫画化，但又令人感到真实可信，充满风趣和幽默感。

比如《谈鼠》一文，通过对老鼠的劣迹和性格的细腻描写和深刻剖析，隐晦曲折地对时弊国策进行影射和针砭，并号召人们总动员起来与像老鼠一样的贪官污吏进行坚决的斗争。

鼠患，在我们生活中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平时并不引人注意，但一经作者刻意描写，立刻显得新鲜而生动。

作者分了三层来写鼠患。先举了三个例子：修扭扣、揭衣领、啃鞋口，来说明老鼠破坏衣物的本领，写得活灵活现。接着写老鼠不但咬啮衣物而且直接伤害人类，也举了三个例子：咬脚指、啮鼻卤、食眼珠。最后以老鼠强攫母鸡翅下的雏儿为例表现它对禽兽，实际也是对人类的危害。

这样的具体描绘，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老鼠的危害之大。为了增强形象性，作者对老鼠劣迹和习性的描画，加以漫画化。作者运用拟人化手法，赋予老鼠以人的动作，把老鼠写得活脱而富有风趣。

如写治鼠，先写用鼠夹。第一夜到了照例的时光，夹缝中固然照例蠢动，听声音就知道“是一头相当大的家伙”，“毫不踌躇，熟门熟路，直奔向他那目的地了”，结果“这目无一切的家伙果然种瓜得瓜”了。这就活画出了老鼠的习性。

这种富有漫画特征而又真实可信的描画，为人们的联想架起了桥梁，人们会很自然地把自然界的鼠类与社会上的“鼠类”联系起来，使人看到了他们可僧而又可鄙的面目。

茅盾表现形象性的具体手法是靠具体描写，这就构成了他的杂感在表现方法上的特点：夹叙夹议。

仍用《谈鼠》来说明这一特点。这篇文章题目是“谈鼠”，如果光用形象的笔法写鼠患和怎样治鼠，那就与记叙文无异了。作者的用意在于通过“谈鼠”来“议政”，因此议论是不可少的。茅盾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以叙事为主，以议论为辅，文与理融合，形象与哲理统一。通过议论使文章的寓意更明确深刻，人们会很自然地把自然界中的老鼠和社会上的如老鼠一样的丑类联系起来，从而起到针砭时弊的作用。

作者先历数老鼠的破坏性和恶劣性，在这叙述中辅以议论，从而把老鼠的狡猾、贪婪、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强横霸道、欺侮弱者等习性，揭露得淋漓尽致。使人联想到国民党反动统治中的那些“贪官污吏”、“文化媚客”，“帮闲”正和老鼠一样可憎可恶，激起人们起而进行斗争。

在写治鼠过程中，一方面通过议论进一步揭示老鼠嗅觉厉害和多疑的特性，另一方面作者在写了怎样由防御转为进攻，进攻的方式先是用鼠夹，后是用鼠药，仍然不能奏效以后，总结了斗争的经验教训，实际上是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与自然界的鼠类更与社会的“鼠类”进行斗争。

篇末，对于“养尊处优，借鼠以自重”的猫们，作者也在夹叙夹议中对其加以严厉的鞭挞，包含着深刻的哲理。

他的散文反映时代，同时也超越时代，他用文字对社会生活进行素描写生，对生活的体察细致入微，散文速写下的富于时代特征的社会生活场景丰富多样。

回答完毕。

《孟子》散文有什么艺术特色？

　　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滕文公下》）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 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征，《墨子》、 《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 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采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其论辩 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墨家重质轻文， 《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 学意味却不浓。《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 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

　　《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 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 的结论中。

作者：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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