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需要真实性吗？你怎么看？
现代散文是指除诗歌、小说、戏剧之外的另一种文学体裁。它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
“形散”主要是说散文取材十分广泛自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表现手法不拘一格：可以叙述事件的发展，可以描写人物形象，可以托物抒情，可以发表议论，而且作者可以根据内容需要自由调整、随意变化。“神不散”主要是从散文的立意方面说的，即散文所要表达的主题必须明确而集中，无论散文的内容多么广泛，表现手法多么灵活，无不为更好的表达主题服务。
散文写人写事都是为了情感服务的。所以人和事是可以虚构的，可有可无的，是作品的表象，但是情感必须是真实的。你没有真情实感，又何以去感动别人呢！
鲁迅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车夫和老女人不一定真有其人，他们只是众多贫苦大众的代表。而文中主要表达的是自己“皮袍下藏着的小”。鲁迅写此文的目的是表达对劳苦大众的敬佩之情，自己的自私心理和车夫的磊落正直比起来是那样渺小，那样可鄙。
鲁迅通过和车夫的对比，剖析自己的灵魂，这就是文章的主线，也即是“神不散”。
所以，散文主要表达的是作者的生活感受，抒情性强，情感真挚。
作者借助想象与联想，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实而虚的依次写来，可以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寓情于物、托物言志，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实现虚实的统一，展现出更深远的思想，使读者领会更深的道理。
总之，散文的实是情感的真实，其它的人和事都是为抒发情感服务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那请问是不是所有的散文必须都是真实的？
我们来谈一下文学的真实性问题。
当思想与情感诉诸笔端，文学书写继而徐徐展开。个人经验与现实体验构成了文学写作者自我表达的肥沃土壤，富有生命张力的想象与虚构在这土壤中生发根系、抽长枝条，乃至花繁叶茂。一切有价值的文学表达，都不能脱离于历史化的具体存在经验，因此，真实是文学得以生发的基础与本源。也正因如此，我们对于文学的书写、阅读、评价与研究都始终难以疏离于对“文学真实”这种本质性概念的探讨。
近期，《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山花》等文学月刊以及《收获》《十月》《小说界》等文学期刊中收录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及非虚构作品的写作实践，都密切围绕着文学表达的真实观念而展开。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与细读，不难发现在文本的内部呈现出了如“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关系、“虚构”与“写实”的写作理念及实践形式、“真实”叙述的标准、尺度以及策略等诸多极具阐释空间的复杂面向，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趋近于“文学真实”这一概念的意义核心。
“创造真实”的写作路径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向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自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后果。”
近来，一种“创造真实”的写作路径逐渐浮出文字表面，凡一平的中篇小说《我们的师傅》（《十月》2019年第4期）、宋尾的中篇小说《从歌乐山上下来》（《十月》2019年第4期）、郑在欢的中篇小说《点唱机》（《青年文学》2019年第5期）和张惠雯的短篇小说《雪从南方来》（《人民文学》2019年第4期）等，都从不同侧面为我们讲述了寻找“真相”或揭露“真相”的故事，不断指引读者沿着写作者创造的路径去追寻一种可能的真实。相较而言，郑在欢的《点唱机》是一个略显另类的文本。故事的男主人公“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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