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山居笔记余秋雨著作-作家余秋雨写的《山居笔记》内容主要讲些什么？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为何被文学评论家喻为“口红”和“避孕套”？

余秋雨，原籍浙江宁波余姚人氏，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化家和散文作家，以擅长写作历史文化散文著称，其代表作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等。

余秋雨一直是文化界争议较多的人物之一。他在八十年代中期曾受学术前辈推荐担任过高校校长及教授等职务，在当时中国高校体制内论资排辈的大环境下，资历尚浅的余秋雨先生自然免不了遭人非议，也有可能在工作中得罪过别人，再加上中国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陋习作祟，于是有人说他人品低下，作品一文不值，更有甚者骂他是“文化流氓”云云。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应否认余秋雨先生在当今文坛的文化成就。

至于《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被喻为文化“口红”与“避孕套”的说法，可能只是以朱大可为代表的文学评论家们的形象比喻罢了。在厚重的历史长河中文化学者们浸淫于悲怆苦闷的冷峻现实里，需要文化“口红”去滋润苍白的文化颜面；需要“避孕套”去阻挡文化“怪胎”的面世来维系正统文化的纯洁。

我想以笔者肤浅的认知层面来看，用“口红”与“避孕套”来说事，这也并非是贬低余秋雨先生和他的作品，可能只是文化评论家们一种良好的文化愿景而已，此处不应与低俗文化相等同。

赠人玫瑰，有手余香。码字不易，欢迎条友们收藏点赞评论转发！

作家余秋雨写的《山居笔记》内容主要讲些什么？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第一部散文合集，所收作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全书的主题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其中《道士塔》《阳关雪》等，是通过一个个古老的物像，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之感见于笔端。《白发苏州》《江南小镇》等却是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等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作者自己对《山居笔记》的概括:《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乾嘉学派的考据水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资料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才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作者：访客

用心散文网 站点 QQ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