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人物形象的模糊性审美特点？

文学中的“模糊性”的核心是不确定性、多义性。事实上谢榛在《四溟诗话》中就说过这样的话:

“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幻，难于名状。及登临非复奇观，惟片石数树而已。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乎。”

谢榛说的“妙在含糊”就是模糊性的美学风格，并指出他的美学特征是“隐然可爱”、“难于名状”。

总体而言，《野草》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模糊性，可以分为三类。

01 人物性格是复杂丰富的，形象是多种情感因素构成的模糊集合体。

鲁迅以小说《狂人日记》在创作实践上为新文学的历史翻开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狂人”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不朽的形象，是因为鲁迅塑造了一个清醒的反封建战士的典型，这个典型是一种明晰性模糊性的统一。典型的明晰性在它反映一种本质、必然、共性、一般。其模糊性则在它反映出许多现象、偶然、个性、特殊。

小说中的狂人、阿Q是这样，《野草》中的“我”、“过客”、“这样的战士”等人物形象也是如此。

其典型的明晰性是他们代表了“五四”落潮后心灵满载着苦闷重荷、在绝望中行抗争的精神界之战士。其典型的模糊性是他们虽然都鲜明地显示出鲁迅的主观抒情色彩，但他们具有由其性格外延的模糊及内涵的矛盾复杂而造成形象性格划分与形象指向性的不确定性，给读者造成了某种模糊不清、变幻莫测的审美体验。

如《死火》中的“我”，在梦境中一出现，形象就带着模糊性。“我”是谁？外貌特征无可寻求。而“我”的性格是矛盾对立的，时而疑惑徘徊，时而沉思感叹，时而愤激高昂。

多种性格交织在一起，互相冲突，互相交融，互为转化，既使我们感到“我”是活生生的非概念化的战士形象，又使我们感到“我”情感世界的不确定性，“我”，是一个多种情感因素的模糊集合体。

《过客》中的“过客”也是如此，他的性格既有稳定性明确性的一面，即与黑暗社会抗争的坚韧不拔的气质，又有其变异的一面。他总处在内心世界的矛盾之中，形成性格深层结构中的骚动、不安、痛苦和拼搏，使读者难以把握。

如当小女孩递给“过客”一片布裹伤，“过客”认为“这太多的好意，我没法感激”，并颓唐地说“这背在身上，怎么走呢？，过客”内心的不安是明确的，可他为什么如此想，出发点是什么及从中体现出什么样的性格色彩，确实难以确定。

还有《死后》中的“我”与“过客”一样，他们形象的主体性、性格的多层次、动态感造成了人物形象的模糊性，由此带来了作品的朦胧美。

02 人物形象虽是具体可感，但又是抽象性的

所谓具体可感是指形象神态毕肖，有情感性；所谓抽象性是指形象的简约明了却又高度浓缩着理性的思考。

在抒情性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如此情况，即形象画面越是相对单纯简约，越是突出特征，以独特的形式的高度个性化来表现，就越有个性和深刻的概括性，越具备意蕴的模糊性的广度与深度。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是《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作品写三种人物对待由于主子压迫而造成悲苦生活的不同态度“奴才总不过寻人诉苦”，聪明人只是同情地劝一一道:“我想，你总会好起来……”，傻子呢，对奴才的诉苦“大叫起来”，骂主子为“混帐!”并“动手砸那泥墙”帮奴才开窗……

三个人物的刻画是勾勒式，无外貌描写，无心理活动描写，性格特征却是万分分明，然而对这三个形象的指向性的判断，却引起了研究者们的长期争论，特别是傻子的形象，或认为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认为是投身于解放事业的革命者，或认为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者等等。

这三个人物形象是鲁迅在长期的现实斗争中对某类人物命运和人生哲学的高度艺术概括，人物是类型化的，可人物形象蕴涵着难以把握的深刻思想。形象的不明确性、多义性带来了长期的争论。

其他如《求乞者》中的“求乞者”，《颓败线的颤动》中的老妇人，《复仇》中两位裸体的“他们俩”，形象皆简约单纯，却都具备意蕴的模糊性的广度与深度，可谓以少总多，“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近而见义远”，引起读者深沉的理性思考，作品的朦胧美也正从中突现。

03 人物形象的重叠，造成了形象的模糊性。

模糊性最大的内核是指事物在性态或类属上的界限的不清晰和不分明;从逻辑上说，就是指事物的内涵和外延呈现出“亦此亦彼”的模糊特征。《影的告别》中的“人和影”，《狗的驳洁》中“狗”所说的“人”与“我”、梦境中的“我”与醒后的“我”，《墓褐文》中的“我”与“死尸”等等形象都有重叠性，造成了形象上“亦此亦彼”的模糊特征，如《影的告别》中的“人和影”。

从直观看，作者似乎纯粹把它们作为两个独立的形象来描写。但事实上把它们截然分开是不科学的。

俗话说“形影不离”，影无论长或短都离不开形。近看，影与形截然分明，远看，形、影难于区别，乃至重合为一，这是它的模糊性。鲁迅笔下的“影”是“人”的一面精神的化身，应该说“影”中仍有“人”。

作品一开始就写道“朋友，我(指影)不想跟随你(指人)了，我不愿住”，就表明了影本就附随于人。而对“影”是战斗者，抑或“我”是战斗者，人们也争论不清;如果说“我”是战斗者，而影那种决绝果断的自悟精神―“决不占你的心地”，显然是觉醒者战斗者的风姿;如果说“影”是战斗者，可“影”明明说自己“愿意只是黑暗”，“只是虚空”，这又不合战斗者的心性。似是似非，实难判断。

其原因就是“人和影”两个形象是呈重叠性的，人中有影，影中有人，显示出其模糊性。

又如《狗的驳诘》中的“我”也是重叠性的，是由入梦前的“我”和入梦后的“我”融合成的。入梦后的“我”是伪装了的入梦前的“我”，入梦后的“我”仍保持着入梦前的“我”的口吻。入梦后的“我”开始“傲慢”，后“惭愧”，最后“逃走”，似与作者(笔者认为入梦前的“我”极大程度上带作者自我色彩)的性格特点不合，但却明显地附加着作者对狗所驳洁的“人”的理性认识过程，在入梦后的“我”身上仍具有鲁迅式的生活经历和反省。

很清楚“梦中的我”和入梦前的“我”(“逃出梦境”又变成了入梦的“我”)似同而非，似非而同，带来了人物形象的模糊性，所以人们对梦中的“我”的判断分歧也很大，此不一一赘述了。

总之《野草》中人物形象的模糊性，给欣赏者带来了变幻莫测的审美判断，从而呈现出作品的朦胧美。

康德说:

“模糊观念要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道德只有把它们弄清楚。思想的助产士，在模糊中能够产生知性和理性的各种活动。”

这说明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往往寓于模糊性之中，它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作品的朦胧美，给读者提供一个审美再创造的艺术空间，让读者去补充、去联想、去升华。

回答完毕。

作者：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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