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史铁生的散文，大家有什么感受？

史铁生是位特殊的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身体残缺但是精神强大，用狂妄的年龄倔强地对抗着狂妄的命运。史铁生的散文，思想深沉，感情细腻。

古园历尽沧桑地等了四百多年就是为了等我

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的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这是对史铁生自身的写照，坚强而倔强。身体残缺而思想健全丰满，生命的苦难总会降临人间，有的人是幸运的，有的人是不幸的。苦难的眷顾并不是想让我们过早的结束对生命的眷恋，而是对我们思想的考验。

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好好生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唯一一次的活着是父母的恩赐，由不得我们自己胡来。母爱就像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一样，经常忘记了她的存在，而绝境来临时她是我们心中的灯塔，朝着那个方向就能迎来光明。

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

无论什么时候，太阳一直挂在天上，有东升旭日就有夕阳西下。就像人生没有一马平川，不是在波峰就是在波谷，当我们到达人生低谷时，何不仰头看看天空中的太阳，今天的夕阳西下是为了明天的旭日东升，当下的苦难我们默默承受就好，不用怨天尤人，只需乐天知命，一切将会否极泰来。

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

纵观史铁生的成长之路，其实是其母亲以生命的代价铺就的，母亲的生命在作者身上得以延续。对母爱的理解稍微来迟，这成了心中永远的痛。母爱如空气一般淡雅、高洁、热烈而深沉。自古以来母爱就像是阳光般，让我们的心灵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到温暖如春。丝丝白发儿女债,历历深纹岁月痕,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母亲都把抚养儿女当作自己的天职,他们毕生只想着“给予”儿女什么,从来不求索取.母亲给予子女的,总是远远大于子女的回馈.

当我们长大了的时候,,岁月的痕迹刻在了母亲脸上,烙印在心里，面对伟大的母爱,我们是否应该为她做点什么，为她遮一遮风挡一挡雨,坐下来倾听她心底的诉说,尽我们的力量给她更多的理解和更多的微笑…

如何评价史铁生先生的文学.散文.随笔？

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家曾经是一个很值得向往的职业。尽管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作家这一职业吸引人的理由，但我们可以在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去找到答案。小说第一部第五章《在“格里鲍耶陀夫之家”发生的事》写道：莫斯科人人都向往去“莫文协”吃晚饭，因为“没有比‘莫文协’在格里鲍耶陀夫布置得更好更舒适的地方了。”“……‘莫文协’成员证，这个散发着贵重皮革味儿，镶着金色宽边的褐色小本子是全莫斯科尽人皆知的证件。”只要手持成员证，您就可以在那里点到便宜的鲈鱼、鲟鱼、鸫鸟肉碎块、热那亚式的鹌鹑肉……此外，作家们还可以享受漫长的休假。中国的生活水平当然没有俄罗斯高，但幸福感来源于比较，相对于普通人而言，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现役作家的生活简直可以说是“云上的日子”。

　　　　但是，史铁生却是在双腿瘫痪之后写作的。那时候计划经济已走向穷途末路。他写作不是为了领取某张成员证，他写作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告诉他关于命运的事。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关于命运的说法很简单：命运分成两种，好与不好。信仰佛教的人会认为抽到那张“不好”的牌的人在前世必定做过坏事。史铁生1951年出生于新中国的北京，他命中注定只能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在无神论者的语用学里，“命运”只能用借喻的方法来表达：“中国人民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但具体到个人，他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它来自哪里？为何产生？能否被掌握？具体到史铁生本人，他反复问的是：为什么是我残废了？

　　　　史铁生在他的随笔《我与地坛》中写道：“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这个25岁的孤独的无神论者被迫创造了一个“上帝”以便和他对话。在长期的对话中，这个“上帝”渐渐有了血肉。这个过程类似于博尔赫斯的小说《圆形废墟》里描绘的那个“沉默寡言的人”用自己的梦境去创造了一个神。这显然是“一个男子汉所能从事的最最困难的工作”，“要比用沙子搓一条绳子或者用没有脸的风铸成一个钱还要难。”在故事里，这个神最终在梦里被创造出来了。同样，经过史铁生漫长的思考、提问后，他的“上帝”也出现了。这是一个奇怪而沉默的上帝：他出现只是为了让提问者有一个形式上的听众。他继续问：如果命运不公，那么是否可以以死相争？就是说：自杀是否是掌握命运的一种方式？他在《我与地坛》中写道：“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

　　　　在中国，也许没有一个健全人会这样为自己的存在如此操心过。他最后放弃了思考生命的意义。“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了回答这样问题，他留心观察那些跟他一样背负沉重生活的人――这在中国不是件难事。他观察他们，思考他们毫无意义的努力中是否有什么意义。他在多篇小说中提到过一个孤独的业余长跑者。他为了能成为一个运动员而跑，但总是不能取得第一名，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因此不能出现在众人眼前。当最后他获得冠军的时候，他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一个专业运动员的年龄了。在《老屋小记》里他写过一个徒劳的保持自己青春的的中年女人（她在等谁呢？那个人会来吗？）这些人在外表上千差万别，但他们的生活似乎都充满了荒诞。其实，最荒诞的莫过于史铁生自己的命运：他的疾病在发展。他的生命在枯萎、退缩。双腿残疾后，他患上了严重的肾病。每周都要去医院透析三次。痛苦折磨着他，甚至占用了他的大多数思考的时间。

　　　　正如蒲柏《论疾病》中所说，“疾病给予那些支撑我们的虚荣、我们的力量和青春活力以冲击和震动，使我们不由得想到，当自己的外围工事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时候，就要从内部来稳固自己。”这种“稳固内部”的工作获得了某种认识上的成效。史铁生有一天终于醒悟到“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蚌病生珠”。说的是中国古人发现某种燕蛤属及珠母贝属的软体动物生病以后才能在体内孕育出一颗珍珠。这个成语用来说明史铁生的命运非常适合。通过与疾病的周旋，史铁生得以长时间思考生命的意义。从他的写作里，我们会发现他早已放弃了和疾病“抗争”的想法，他已经把疾病当作自己的亲人或朋友，他应该考虑的似乎是在后半生里如何与它相处。他写出了他的著名小说《命若琴弦》。外国读者了解史铁生，多半是从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边走边唱》。导演陈凯歌融合了史铁生的多部小说改编了这部电影。电影画面很美，正如佛罗里达的一个观众说的：“每一幅画面都可以挂在墙上”。但这并不是一部很成功的电影。它离开了史铁生的个人主题而试图去解释民族的文化功能，从而大大削弱了电影本身的说服力。在史铁生的小说里，盲人师傅都用一个神话故事欺骗自己的学生：当弹断了1000根弦的时候，一服世代相传的药方就会治愈他们的眼睛。一代代的盲人们为了这个故事，长期奔波、锻炼技艺。最后他们要么弹不够命定的数量，要么就会面对一张空白的药方。但盲人师傅是对的，因为“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这段话有一个绝望的前提，因为它认定了人生并没有什么目的。但这个神话却是有效的，它能让感受到命运荒诞性的人充满希望地度过一生。

　　　　一个德国汉学家面对卷帙浩繁的史籍曾发出慨叹：中国没有真理，中国没有事实。这种游客语态是可贵的。这个汉学家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从未意识到的困境：一个身在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肩负着抵御二手信息的使命去发现真理与事实，他会发现中国太大，而自己一生的时间太短。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感叹：“真实是什么呢？……想在变幻不住的历史中寻找真实，要在纷纷纭纭的生命中看出这些真实，真实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面前破碎、分解、融化、重组……如烟如尘，如幻如梦。”这个曾经热情执著如西西弗斯的“存在主义者”（他未必会认同这一称号）今天却在摇撼“真实”，怀疑它，突出它的相对性。这似乎说明史铁生至今也没有放松那根“琴弦”，他相信他的叙事艺术的未来仍在熔铸之中，他仍然是值得读者期待的一个作家。

作者：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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