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政论散文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

宋朝在科举中广设文职，大量笼络读书人，鼓励他们上书言事，阐述救国救民的道理和对时政的意见，政论散文成了当时文人们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

他们以此参加政治斗争，议政说理，抨击时弊，论辩驳难，显示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同时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总的来看，此时的政论散文主要呈现出以下4个艺术特点：

1、行文尖锐犀利，真率无忌，无所畏避；

2、镇密如针，不拘一格的论证；

3、利用比喻、对比及骈散结合手法，使得说理更有感染力

4、具有嫉恶如仇，真挚浓厚的感情色彩

我将从这四点出发，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回答问题。

01 行文尖锐犀利，真率无忌，无所畏避

宋代政论散文的作者大多是儒生，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由于自幼饱读诗书，谙熟历史典故，注意总结整理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作为治国治本的借鉴，故此，他们观察敏锐，思想深邃，总是力图从史学的角度来分析现实问题，大都具有一种了然心中的气态。

又由于他们当中许多人在朝为官，直接参与政事，因而对朝政腐败，外族侵扰，百姓困苦不堪的生活有深切的感受。指摘朝政，精辟确当，揭露弊窦，尖锐犀利，许多见解出语惊人而又合乎情理，甚至常常有预见性。

如苏轼的《教战守策》，在宋朝所谓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就居安思危，透过繁华热闹和平安定的面纱，看到隐伏的政治军事危机，估计到战争不可避免。他意味深长地指出：

“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战者，必然之势也……”

他通过对当时严峻形势的分析，警告那些沉溺于歌舞升平生活，对战争危险丧失警惕的人们战争必然会发生。这无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种预见的科学性。

宋代政论散文还体现了“发言真率，无所畏避”的特点，坚定地亮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说出应该说而别人不敢说的话。这样的文章才尖锐、有内容，有力量。

如欧阳修的《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就是一篇“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于一人难犯之言”的典范作品。这件事发生在仁宗统治时期，当时新旧势力斗争十分激烈。

守旧派阵营十分强大，优柔寡断的皇帝为其所左右，他们极力排挤新派人物。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批正直官员相继被罢黜，赶出朝庭。

众官明哲保身，或噤若寒蝉，不肯为一语，或随声附和，模糊是非。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挺身而出上书皇帝，为这批人员抱不平:

“杜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恹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信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不同，皆归于尽忠……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

并向皇帝含蓄地指出，四人一旦被罢黜，天下之士，都会认为朝廷不用贤人，隐隐地暗示出皇帝的错误和危害性：会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混乱，难辨真伪，同时会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出现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

在封建等级观念严重，皇帝金口玉言、出口即法律的封建时代，欧阳修如此大胆的抨击无疑是触动逆鳞的，稍有不慎，即可罢官、入狱。

然而，也正是由于有这种敢于坚持真理，许言直谏，不向压力屈服的精神，才使他们的文章掷地有声，流传千古。

02 镇密如针，不拘一格的论证

一篇优秀的政论文也必须像砍木柴一样顺着它的纹理运斧，一步一步深入下去，把道理析透。紧紧抓住关键向题，不枝不蔓，一线贯穿，围绕这个中心组织材料，进行论证，做到烦而不乱，肆而不流，开阖有法，形成严谨的结构。

宋代政论散文大都体现了这一点。如苏轼的《隐公论》，论述了鲁隐公、李斯等五位历史人物所遭遇的祸福，指出五人的“智”、“愚”，从而揭示了赵高等形形色色乱臣贼子的本质。

苏轼把他们比作强盗、毒蛇，不论人君、人臣，如不明智地对付，而采取“愚而听之以保己”的错误态度，必然纵恶遗患，招致杀身之祸。整篇文章杂而不乱，五人五事以“智”字贯穿，使主题明确而集中。

又如王安石的一些短小的驳难文写得婉转曲折，而又一以贯之，使人感到气长。《读孟尝君传》全文100余字，三次转折，但都围绕“得士”与否这个主题。

一开始说世称其能得士“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下面一转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怎能说“得士”？不然凭借齐国的强大，得一士则足以制秦。何必借鸡鸣狗盗之徒以脱秦。最后一转说，正因为多鸡鸣狗盗之徒，所以士不至，归根结底还是不能得士，令人心悦诚服。

写好政论文，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论据十分重要。宋代政论散文大多选用史实或典籍作根据，不仅要求材料标明显义，精确可靠，而且运用的数量较大，有时甚至做到一步一个论据，层层推理，层层印证，不由人不信服。

例如欧阳修的《朋党论》列举了尧、舜、殷封王、周武王；汉献帝、唐昭宗等一系列正反面的历史事实，总结出君主应当退小人之朋而进君子之朋的政治经验。

苏轼的《平王・志林》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一连列举了历代有关迁都的十三件史实，分析了其中有并非因为惧怕外族而迁都的，有的虽然存在异族威胁，但坚持抗战，终不迁都的，这些国家都兴盛了起来；而那些因为害怕而迁都逃避敌人的都不免于灭亡，以此来驳斥北宋时期畏敌迁都之议，水到渠成。

由于这种由真实确凿的论据必然推出真实结论的方法很具论证性，且写起来简单明了，所以来文多用此法。当然，只用这种方法要表达说明丰富的内容显然是不够的。

宋代政论散文为使文章组织严密，逻辑性强，还采用了多种灵活的推理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把论题引向深入，如高屋建领，锋芒所向无敌，又如蜘蛛飞线，布下天罗地网。

苏辙的《三国论》就运用选言推理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对比，把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结果列出来，排除掉那些片面的，顺理成章地把自己所要论述的观点推出来。他写道：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

这种层层深入的方法既新颖又有柳暗花明的感觉，能一下子引起人们的兴致。

而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这篇文章的论辩过程中，则运用二难推理的方法，指责高若纳:“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为范仲淹等辩诬，痛快淋漓。

他指出谏官的职责是为皇帝选贤去庸的，如果范仲淹不贤明，当提拔他时，高若纳没提出不同意见，是应受指责的；而范仲淹确是贤才，当他被贬之时，高若纳不但不营救，反而落井下石，无理责难，这更是应受指责的，所以不管怎样辩解，高若纳的行为都是不对的，都应受到正义的谴责。

这种把对象逼到进退维谷之处而猛烈抨击的手法实在高明，让君子长气，小人胆寒。

另外，欧阳修在《纵囚论》中还采用过一种以普通人情立论和推理的方法，很是奇特。史书记载，唐太宗把一批犯了死罪的犯人放出来回家，后来以此来说明太宗的英明和太平盛世的安定。欧阳修按人情常理指出，即使是君子，做到从容不迫地就义也是相当困难的，况且一批不知信义的亡命之徒，本来就是:“罪大恶极，此小人之尤者”，明知去死，他们能讲信用按时回来，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再则，如果杀人者都不死，天下必会大乱。以此攻破史官的不实赞美之辞，说明治理国家:“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递情以干誉”，合情合理，使人信服。

总之，宋代政论散文采用的推理方法很多，一般常见和容易看出来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03 利用比喻、对比及骈散结合手法，使得说理更有感染力

一篇政论文要说服人，达到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日的，只靠抽象的推理，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还不够。因为推理毕竟是理性的，即使逻辑相当严密，也很容易形成枯燥的说教，使人不能卒读。

所以宋代政论散文有时采用生动的比喻，有时利用对比，引物连类阐明道理，把抽象的逻辑推理难以表达出来的意思，寓于一幅生动的色彩鲜明的画面中去，由于画面本身体现要说明的道理，再加上感染力强，明白易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易于接受，收到比单纯推理好得多的效果。

通常情况下，宋代政论散文多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在形象化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用逻辑推理加以阐述，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

苏询的《六国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作品。作者在叙述六国祖辈创业艰难，而其不肖子孙败家亡国行为时，就运用了一段出色的描绘，客寥数笔，画面生动而寓意毕现：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

绘尽了祖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尽艰辛开拓疆土之苦。

“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之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则描尽了六国子孙不珍惜先辈血汗所得，腐败无能，以及秦国虎视耽耽，大肆掠夺吞并的嘴脸。

在这里，作者顺势推理点明“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这个事实，从而推出“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势之必然，令人警醒叹服，仿佛真的看到六国在熊熊烈火中灭亡的惨景，触目惊心。

苏轼的《教战守策》也是运用形象化说理较为成功的一篇。他把“天下之势，譬如一身”，通过“王公贵人”总是养尊处优，处心积虑地保养身体，但遭风雨就常得病，而“农夫小民”终岁在霜露寒暑中辛劳而“未尝告病”的对比，指出致病的原因就在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进而把这个比喻类推到国家，可以看出：

“天下之人骄情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僳；闻盗贼之名，则掩耳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

这种病态的状况也是“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它的后果是相当危险的。作者用通俗形象的画面，结合人们日常生活的体验，把深奥复杂的国家政事，变成人人可以理解的日常话题，来唤起民众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

像这样生动形象说理的例子在宋代政论散文中是相当普遍的，不一而足。同时，宋朝的政论家有许多是文学家和诗人，他们的修养和特长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政论文中有所显现，使其形式表达富有新鲜色彩。

为了避免说理的枯燥，他们常利用声音变化和句子安排上的错动，使声调抑扬顿挫，句式波澜起伏，读超来琅琅上口，流畅而富有乐感和形象性，这样，文章就显得生动活拨。

故此，优秀的政论文在引里历史材料时，一般都不作简单的三段论式的排列，而是精心地安排在文章最恰当处。特别是不容易排列的数字，陌生呆板的姓名，过于简单的事件，都缺乏形象性，易导致枯燥的堆砌，使人望而生畏。

苏轼的《六国论》在这方面就处理得比较好，在第一段中，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至于秦汉，作者一连列举了越王勾践，魏无忌，齐田文等十余人及他们“养士”的具体数字，但因为作者运用了简炼概括的语言，使用骈散句，调整了长短句安排，使文字具有跳跃性和节奏感，不会给人以累赘、重复的感觉。

这种作法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既充实了论据，又增强了气势。骈散句式的应用，在宋代政论散文中也较常见。一般情况是以散行为主，兼收骈文的一些长处。

散句大多写得自然随便，或多或少，引证材料说古论今，不受拘束。而骈句语言简炼，寓意深广，且多是排比句，整齐匀称，连续运用可增加文章的力量，一气呵成。

二者结合起来既转折灵活，机智多变，又如行云流水，无所阻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有独到的神韵之笔，这篇文章入选初中语文教科书，此不做赘述。

04 具有嫉恶如仇，真挚浓厚的感情色彩

宋代政论散文几乎没有一篇不具有感情色彩的。文章要说服人，要打动人，就必须触动人的心弦，引起共鸣，产生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乃至说出共同的语言，这是只靠单纯的逻辑推理很难办到的。

政论文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明确表白自己的观点，或褒或贬，或赞同或反对，决不允许处子调和的模糊状态，因而作者的思想感情，或爱或恨，或同情或鄙视，无不毕现于读者面前。

况且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利益一致，都处于风雨同济的破船上，既明确地看到破船上漏洞百出，势在必沉，又痛惜焦急地费尽心机，力图挽救，这种哀怨悲凉的情绪不能不在体现作者思想感情的文章中流露出来。

它们大体可分两类:一是作者头脑冷静，息心沉思，力图出谋划策，这种文章条分缕析，感情较隐伏，一般看到的多是理智的折光，故有人据此得出政论文不需要感情的片面结论；二是为抒心中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或因强烈的责任感、屈辱感驱使而发的。这类文章热情洋溢，似奔腾大河，感情一泻无余，十分感人。

如欧阳修“发于极债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的《与高司谏书》，陈亮的“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胡铨“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日”，“不然巨宁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庭而求活耶”的《戊午上高宗封事》。

它们不是抽象的说教或空泛的豪言，而是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觉喷发。陈亮在《第一书》中曾悲愤地发问：

“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安乎?……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

并警告统治者：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无帝，惟惠之怀……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

他的《第三书》中也指出“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国家之公喷也。”真可谓痛心之言，句句滴血，悲愤之语，催人泪下，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披肝沥胆的爱国之士忧愤至极的形象。

与陈亮相比，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具有更为强烈的爱憎情感。文章开篇就骂卖国贼王伦：

“本一押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欺诈，斯周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痛骂。”

然后指出：

“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众口一谈，皆欲食王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发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又进一步提出愿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之头，以伸民气，以励民志，表明抗战的决心。这篇文章感情充沛，义正辞严，议论中肯，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总而言之，宋代政论散文不论形式上呈现何种面貌，它们表现的内容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即为自己的政治功利服务。政论散文在宋代大量地应时应世而出，以其尖锐惊人而又合乎情理的见识，灵活机智，咄咄逼人的雄辩，汪洋悠肆狂放不羁的气势，曲折细密，绵中藏针的文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较为完整的艺术风格。

回答完毕。

注：文章配图均为《清平乐》电视剧照，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者：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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