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沉沦》讲的是什么？

郁达夫留日十年，，最终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与性苦闷的刺激有极大的关系。作者写于东瀛的若干短篇小说，无一不与这个主题有关：《银灰色的死》写男主人公与小酒店女子静子无望的恋情；《沉沦》写男主人公的不可遏止的“性”的压抑与“爱”的焦虑；《南迁》写伊人被日本妇人玩弄后难以平复的创伤；《胃病》里写到一位中国留学生对偶然相遇的日本少女一厢情愿的痴迷；《风铃》写质夫与日本妙龄少女在温泉疗养地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夜共眠…… 这些浪漫故事，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而且结局往往很悲惨，主人公不是酗酒后冻毙街头，就是绝望中投海自杀，或者病魔缠身，生死难卜失败的过程也大同小异，往往是这样的“三步曲”：一见钟情――辄尝即挫――仓皇逃亡。

郁达夫的笔下的主人公感情丰富，动不动就爱上日本女人，爱上之后，就魂不守舍，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使自己神魂颠倒，寝食不宁。然而，爱得容易，泄得也快，郁达夫的这些浪漫故事都是“短平快”，往往还没有正式开场，就挂下了帷幕。《银灰色的死》中，主人公得知静子有了男人，“就同伤弓的野兽一般，匆匆地走了”；《沉沦》的主人公窥视房东少女洗澡被察觉后，就一逃了之，搬到偏僻的山顶上隐居起来；《风铃》的质夫，见了妙龄少女的表哥，发现其品貌学校年龄都在自己之上，便怀着“败劣的悲哀”，提前离开了汤山温泉；其中最典型的，是《南迁》中的伊人与房东女M的那场露水恋爱。

应当说，这是郁达夫的浪漫故事中最有实质性内容，也是输得最惨的一个。伊人高等学校毕业，从N市迁到东京，即将成为帝国大学的学生，此时的他，颇有几分春风得意的劲头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名誉、金钱都有了，“第三个条件就是女人了”。然而就是这“女人”，使他变得一无所有。

在应租房子时，伊人遇见了房东N的养女，年轻妖冶的M太太，立即像喝了迷魂汤一样。M略施小计，就俘虏了他(哪有不俘虏的道理!)，随后让他当冤大头，请她父女到箱根温泉胜地游玩了一通，途中还与他同眠共枕。回到东京时，伊人没料到，一个身体健壮、酒肉气十足的男人W(当然是日本人)，正在旅馆等待他们，见了这位老房客，M显出一种久别后的欢喜；伊人更没想到，到了深夜，M钻进W的房间，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起来，那熟悉的声音，使他饱受摧残和折磨。

第二天一早，伊人如丧家之犬，狼狈地逃离了这家旅馆。 伊人逃走之后，还吃了那妇人一顿骂，说他不像个男子汉。伊人怕再撞上她，只得远走高飞，到房洲海滨的一所教会疗养院，去治疗身心创伤去了。到了那里，又暗恋上了女学生o君，把她当做自己的天使，从心中发出呼唤：“o呀o，你是我的天使，你还该来救救我。

”自然，这场恋爱又是没有结果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在郁达夫的笔下，日本女人的相貌被大大地美化了，她们的眼睛，总是被描绘得“又大”“又黑”“又圆”“又灵”，恐怕与作者的自作多情与亢奋的性心理有关。事实上，日本女人的眼睛一般说来总是细而小；她们的身体，也总是被形容得丰硕完美，极富性感。

这里不妨抄一段作者的原话为证―― “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身黄花的病貌。

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似瓷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雪夜》) 这番话虽然不乏一个“日本通”对日本女人通达的见识，仍是属于饥饿者对美食的夸赞，难免言过其实，顾此失彼。

那个时代的日本女人，固然有其特殊的魅力和韵味，但身材矮小、腿短，却是一望而知的事实。差不多同时在日本游学的丰子恺，凭画家敏锐的视觉，一眼就发现了东洋女子的这个破绽。他认为，日本女子最缺少当模特儿的资格，“平时穿着衣袍，踏在半尺把高的木屐上，看上去还不讨嫌。

等到脱了衣裳，除了木屐，站在画室里的台上，望去样子真是难看，只见肥大的一段身体，四肢短小如同乌龟的脚。”这一点连与丰子恺一起作画的日本画家都不否认，承认在日本只有个别的上流女子才有好看的身材。(参见《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三)日本大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里这样形容日本妇女的身体：“像纸一样薄的乳房，贴在平板的胸脯上，腹部缩小得比胸脯还要细，从脊背到腰身到臀部都是笔直的一条，没有任何凹凸，整个身躯和脸庞以及手脚相比，瘦弱得不成比例，一点没有厚度，使人感到这不是肉体，而是一根上下一般粗的木棒。

”谷崎的描绘与丰子恺的观察结果大不一样，但在人体比例严重失调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东洋女子身体的丑陋也就不用多说了。看来天真的郁达夫是被东瀛女子特有的扬长避短、化腐朽为神奇的装饰才能所迷惑。不过这也很正常，民谚有，饥饿的光棍汉，见了母猪眼睛都发绿，说得虽粗俗，却不失为朴素的真理。

耐人寻味的是，郁达夫的主人公虽然饱受东洋女子的轻视，却不真正地痛恨她们，而是将怨恨转向不争气的“祖国”。 对于弱国子民的屈辱，郁达夫真是有切肤之痛，令他最不堪忍受的，就是性的不平等。在《雪夜》里，作者以生花之笔，描写在风和日丽的初春，在东京小石川植物园、武藏野的井之头公园等宛如人间仙境的园游胜地，与日本的良家少女攀谈游玩、光阴如箭的美妙情形，随后笔锋一转，写出从“欢乐的绝顶”掉人到“绝望的深渊”的巨大刺激，发出啼血之鸣：“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

” “弱国子民”的屈辱本来无所不在，比如在鲁迅的《藤野先生》里，它表现在中国人的智力受到歧视；在郭沫若的《行路难》里，表现为日本房东的势利，中国留学生“住”的困境；在《留东外史》里，表现为日本警察对中国留学生的无端刁难，而到郁达夫这儿，都集中到“性”的歧视与苦苦闷上，而很少涉及其他方面。

这种一味对“性”的执著，意味着什么? 在《沉沦》里，面对青楼侍女问“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主人公立刻脸红耳赤，全身发抖，像上了断头台一样，作者接着马上解释道：“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个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类似的“支那人”细节与愤慨，在郁达夫的作品里一再出现，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情结。《沉沦》的主人公最后在悔恨绝望中投海自杀，临行前，对祖国发出这样的怨叹：“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郁达夫的留日小说，几乎都在演绎这样一个主题：“支那人”的身份，是性苦闷之源，也是爱的最大杀手。

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个结论并不错，但说得太绝对，却让人感到另一种矫情。郁达夫的留日前辈、平江不肖生大概不会同意这种逻辑，不但不同意，也许还会嘲笑他。读一读他的《留东外史》，就可知道，“弱国子民”的逻辑在嫖场上不见得适用，在情场上也未必处处通行，中国的浪子在东瀛嫖场上生龙活虎的劲头儿，黄文汉与圆子打不散、拆不开的爱情，都能证明这一点。

设想一下，《南迁》里的伊人与荡妇M那种风流韵事，要是让黄文汉之流碰上，不知道会热闹到哪儿去，哪里会弄得那样窝囊! 不说平江不肖生这种思想陈旧、落后的文人，那么就来看看郁达夫的朋辈、中国新文学的旗手郭沫若吧。郭沫若虽然也在作品中发过不少“弱国子民”的冲天牢骚(见《漂流三部曲》《行路难》)，却又以实际行动颠覆了这种“弱国子民”的逻辑，不但娶了日本姑娘，享受了东瀛女子温柔坚贞的爱，还留下了一部震撼人心的爱情浪漫曲――《落叶》。

作品写一个叫菊子的日本姑娘背弃了父母、兄弟姐妹和国家，在周围冷漠的眼光中，坚贞不移地爱着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感人故事。这部小说至少可以叫人明白一点：中日两国之间，即使在关系最恶化、最倾斜的时候，也不可能彻底泯灭人民之间的感情和两性之间的爱情；“国家”、“民族”这些庞然大物虽然厉害，也无法彻底覆盖“人性”，阻隔两性之爱。

(事实上，当时留日学生与日本女子婚恋的并不个别，仅在文学界，除了郭沫若，还有周作人，陶晶孙；至于与日本女子发生恋情的事情就更平常了。)郭沫若的另一篇小说《喀尔美萝姑娘》写一位工科学子痴迷一位美丽的卖糖少女，竟至于放弃家庭、学业和祖国，其中也写到“中国人”的自卑，写到这位学子因失恋而跳海自杀，格调却与《沉沦》完全不同，学子没有把怨气撒到“祖国”身上，也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而是敢作敢当，自己承担一切。

这使这篇表现颓废主题的小说获得了一种纯粹的艺术品位。相比之下，《沉沦》不能不显得小家子气。 然而，这种怨妇式的哀叹发自郁达夫的肺腑，应当说非常真实，因为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弱者。郁达夫的性格敏感、脆弱、自卑，延伸到作品中，就是其笔下的主人公总是情欲旺盛，意志怯弱，感情恣纵，理智匮乏，在两性关系上总是处于被动地位，既离不开女人，却又无法征服女人、占有女人，永远处在“性”的苦闷与“爱”的危机中。

然而，人都有不认输的天性，即使弱者也是如此，将现实中的失败转换为想象中的胜利，是弱者的常规武器，而郁达夫是一位颓废的悲观主义者，为人为文又极诚实大胆，因此他的“阿Q精神”并不是表现在假想的胜利上，而是迂回曲折地表现在“弱国子民”的情绪中，而“祖国”的不争气，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借口。

事实上，郁达夫在日本的处境和情感生活并不像他的作品描写的那样阴暗惨淡，即使是在写《沉沦》这部惨不忍睹的作品时，作者也过着比较逍遥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沉沦》的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时候生活程度很低，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意用功……”而据文学史家研究，郁达夫留日期间曾与多位东瀛女子发生过恋爱关系：“他在名古屋曾邂逅一位名叫后藤隆子的日本女子，‘相逢道左，一往情深’，两人有较密切的交往，后来又和一位叫雪儿的日本妇女相遇于东京，两人时断时续地同居一年；此外，他对名古屋大松旅馆的一侍女梅野，对京都旅舍一侍女玉儿，也都曾献出自己的热情，并以诗相赠。

”(见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 同样，在《沉沦》里，作者最后将自己的主人公送进了大海，临行前还对“祖国”发出声泪俱下的呼唤；而实际生活中，郁达夫并没有自杀，而是从妓院出来后就坐车回家，途中还发过这样的感慨：“沉素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那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雪夜》) “弱国子民”的逻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改写了作者真实的生活经验。应当说，这种改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时代风尚，而就郁达夫来说，其深层，还有不可救药的自怜与自恋的性癖在起作用，因此总是显得夸大和不自然。 更应指出的是，郁达夫对东洋女子的“苦恋”中，包含着复杂的内涵，背后有着压倒一切的“进步”史观的支撑。

郁达夫对日本女子的迷恋，从本质上说与周作人对日本女子天足的欣赏同出一辙，是与“五四”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是属于文明与进步的行为。因为这个原因，郁达夫的人物即使受了东洋娘们儿的轻视，也无法真正痛恨她们，而宁愿把怨气撒向自己的祖国。

比较一下《留东外史》，事情就更清楚了。在《留东外史》里，黄文汉之流一方面在肉体上离不开日本女人，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又极其蔑视她们，贬损她们，把她们看做下贱的卖淫妇，由此反映了作者陈腐落后的妇女观和潜在的“大中华”优越感。到了郁达夫的笔下，日本女子大大升格，完全没有了《留东外史》里的那种下贱与委琐，代之以生命力蓬勃的肉体与活泼温柔的心灵。

毫无疑问，她们处在相比于中国妇女更“先进”的历史发展序列。 当然，郁达夫对日本女子不可能没有怨恨，这种怨恨由爱而生，因为爱得太深，所以恨的也切。难怪在回国的途中，作者还要冒着毒辣辣的太阳在门司登上岸，在妓院门口“同饥狼似地饱看了一回烂熟悉的肉体”。

在《归航》里，作者以悲怆的笔调这样写道：“幸町是三弦酒肉的巢窟，是红粉胭脂的堆栈，今天正好像是大扫除的日子，那些调和性欲，忠诚于她们的天职的妓女，都裸了雪样的洁白，风样的柔嫩的身体，在那里打扫，啊啊，这日本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后，怕也不能多看了。

” 人的生命本能与情欲一旦受到“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与现实快乐的刺激，会激发多么巨大的能量，是可想而知的，当这种能量因“祖国”的不争气而受到压抑，得不到合理的释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惟有长歌当哭一途! 郁达夫17岁赴东瀛留学，在日本整整生活了十个头年，正好是日本社会空前开放与混乱的大正时期。

这十年对作者精神世界的形成，作用应当说是举足轻重的。作者日后这样回忆那个时代――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虽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是雀，森川律子辈的娇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是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

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高，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

”(《雪夜》) 如果说时代潮流对郁达夫具有巨大的、直接影响的话，那么，东瀛岛国特有的两性开放颓废伤感的风土对他更有潜移默化的滋养之功，郁达夫作品中性描写的大胆恣意，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东瀛岛国两性开放的环境与源远流长的“好色”风尚(这其实也是留日作家的一个共同的创作现象，只不过郁达夫走得最远)，小说中的许多重要细节(如《沉沦》里的窥浴，《南迁》里妇人M当众裸身梳洗，《风铃》中露天温泉场的男女混浴等)，都是东瀛岛国特有的性风俗的真实写照。

郁达夫这样表达对日本盆舞的喜欢之情：“我是太喜欢盆舞了。喜欢那原始的领唱。喜欢那天真烂漫的年轻男女无所顾忌的样子。也喜欢那悲凉激越的鄙歌的歌音。尤其喜欢这样的夜晚微暗的林中那神秘而颓废的气氛。”(《盐原十日记》) 然而，环境的作用再大，也无法左右人的本性。

与其说东瀛颓废伤感的风土影响了郁达夫，莫如说郁达夫与东瀛颓废伤感的风土心有灵犀，其性格的弱点因此愈发地被刺激发达起来。而东瀛岛民另一种气质――豪迈与乐观，对郁达夫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这也可以证明人的本性的顽强。 设身处地想一想，将郁达夫那样一个脆弱过敏分裂的人格放到日本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暴发户的岛国，实在是太为难他了。

在这种地方生存，要么像平江不肖生那样，凭着一股侠气(江湖气)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共沉同浮；要么像鲁迅那样，甘于寂寞，潜心学问，彻底抗拒世俗的诱惑；他们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中的强者。而像郁达夫那样，既不能真正地堕落(堕落也是一种本事)，享受沉沦的快感，也不能洁身自好，抵抗浊流，升华自己的精神，就只好在痛苦中不断折磨自己了。

(选自2002年第2期《文学自由谈》) 。

郁达夫的《沉沦》有人读懂吗？

郁达夫的《沉沦》有人读懂吗？

先来了解郁达夫这个人以及他的一生:郁达夫，(1896――1945)，男，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诗人，革命烈士。他精通五门外语。是新文学“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地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45年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追认郁达夫为烈士……

他的文学代表作有《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沉沦》，《过去》，《迟桂花》，《怀鲁迅》等。

《沉沦》，是一篇小说，讲述了一个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的性苦闷及对国家弱小的悲哀……

郁达夫在《自序》中说《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着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

《沉沦》通篇着力描写与渲染的就是忧郁，苦闷，性……结合郁达夫的自我剖析《沉沦》，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小说以"我”讲述，实际也融进了作者自己的影子！

郁达夫的抒情小说《沉沦》在抒情艺术上有什么样的艺术特点？

郁达夫写《沉沦》这部小说时，主观感情非常强烈，抒情意味极浓。正如他在《忏余独白》一文中回忆写作时，说：

“感情无一点勉强，只觉得不得不写，只能那样，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那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总体而言，小说主要是通过散文笔法、情景交融及诗文结合的写作手法来凸显其抒情性的。我将从这三方面出发，结合具体的小说文本回答问题。

01 感情真挚、意味深长的散文笔法

读《沉沦》，好像读的不是小说，而是一篇感情真挚、意味深长的抒情散文。全篇无一个集中的、主要的、一贯到底的情节。

从表面上看，全篇各节如一组组散文片断的组合，有的节与节之间甚至无必要的过渡段，时、空跳跃的程度较大。但实际上这些节与节间的组合，并不是机械、盲目的，而是在感情发展的纵向轴上的若干聚合点，只不过有时时空的顺序倒置一下罢了。

可以说，这种散文笔法完全打破了中国古典小说那种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和人物形象刻画的结构章法。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不重结构的完整，而重感情的一线贯穿。结构是文学作品形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小说中若无结构就不可思议，而结构的不完整似乎又是小说的一大缺憾。然而《沉沦》却不然，它并不因为没有错综复杂而又曲折多变的情节贯穿的结构而感到乏味、枯燥。相反倒觉得意趣盎然，别具风格。此中原因，就在于主人公思想感情的一线贯穿，情节和结构始终围绕着感情的起伏而安排。

全文共分八节。一、二两节交代了主人公孤苦忧郁的心情及感伤的原因。为了追溯它们的渊源和轨迹，在第三、四两节就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写了“他”的家世和少年时代及留日以来的生活，使人们感到，他的忧郁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深刻的时代、社会、家庭和他本人的根源。

到了第五节基本就以时间顺序交代情节了，进入了全文的核心部分:搬入N市旅馆――窥浴――搬到山上的梅园――偷听一对情侣的谈话――出走到海滨――误进妓院跳海自杀。

这一连串的举动无不是以他追求的爱情、名誉、经济这三大要求及要求的不能实现和爱国思乡的情感这两条线索来贯穿，并按照主人公的性格发展逻辑，安排情节的进程。所以说《沉沦》的结构完全服从于主人公感情的需要，并为它服务。

第二，不重情节的进展，而重心理的刻画。

情节在篇中相对来说，已不是主要的了。若按照传统小说的写法，主人公从患忧郁症到跳海自杀这一段故事，只需不多的几节就可交代明了。

而《沉沦》却把这一简单的故事，写了八节，从篇幅上看足可称为中篇，支撑全篇框架的就在于大量的心理描写。如此众多的心理描写无论在中国新小说的初创期，还是在现代小说史上都是首属一指的。

《沉沦》的心理描写包括了内心独白、内心分析和内心感应，三者密切交织在一起，并展示了人物心理的变化历程。

这在第二节中尤为突出。作家写“他”由于自命清高，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所以他的“夸大狂”同“疑病症”成了正比，与日俱增，并使他和同学们一天天地疏远。

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下课后，同学们谈笑风生，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那里作乐;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眉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

他的神经过敏的内心感应，在自己和同学们之间设立了一道人为的屏障。他也看到了种族歧视造成的后果：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

通过内心分析，他得出了自己受冷遇的原因和自己幻想得日本同学同情的错误，从而在梦幻中醒来。

他的多疑和主观感应使他成了一个神经质的人:

“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他们在那里谈笑的时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在那里讲他。”

这是因为他在社会上处处失败，因此遇事未免小心谨慎，并且极度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便疑心和自己有关。这是环境和他的性格造成的。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他的主观臆断的内心感应所致。

内心独白是心理分析的最重要一环，是主人公赤裸裸的自我思想的亮相。在《沉沦》里它又表现为主人公的内心忏悔和自言自语。由于他长期不和异性接触，所以偶尔在放学的路上，见到两个日本女学生，马上呼吸就紧缩起来，匆匆地跑回旅馆，激动得半天不能自已，不停地嘲笑自己的胆小：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既要后悔，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哦，coward，coward！(即“胆小鬼”)”

他在深深的自责，这反映了他内心的复杂矛盾。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渴慕接近异性而又不敢的异常懦弱可怜的人，一种不属于正常人的变态心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主人公所处的几乎和女同学绝缘的“孤岛”式的荒僻环境。

这种环境对像他这样的处于青春年少、精力旺盛的人是沉重的打击。所以主人公在他几百字长的日记里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强烈而执着的要求。他甚至哭天喊地了: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这是一个几乎处在和爱情隔绝地位上的孤苦伶仃的青年凄惨的呼喊，这对那些饱经了爱情磨难的人不能不为之动容，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省和同情。

这些心理描写是主人公思想感情最直接、最真实的纪录，是主人公直抒胸臆和大胆暴露自己的有机结合，它使感情的宣泄达到了一个高峰。上述的心理分析的三个方面，很好地表现了他由孤高――多疑――忧郁这一心理变化的过程。

第三，不重人物外部形象的精雕细刻，而重内在性格的发展。

这是指作家不注重人物肖像、对话、动作的描写，而注重性格的刻画和发展，不注重其他次要人物的塑造和陪衬作用，而注重主人公的独抒情感。

“他”既是主人公，又几乎是全篇活动着的唯一人物。虽然也出现了农夫、侍女、日本学生等人物，也不过是淡淡的三言两语，通过他的主观抒情和具体行动而一笔带过的。因此《沉沦》也可说是主人公的性格发展史、“沉沦”史。

第四，不重语言的刻意锤炼，而重语言的流畅自然。

一般来说，现实主义的小说特别重视语言的精细准确，对个别的词句也反复推段，务使言简意赅。而浪漫主义小说，常是随着作家的主观抒情一挥而就，更显得才气横溢。语言也奔放洒脱，朴实自然。

《沉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点。语言是构成作品这个“建筑物”的砖瓦，是作品风格形成的基础，是作家抒情状物的重要工具。

作家选择什么样的语育，取决于他的创作方法。郁达夫由于是浪漫主义的作家，选择的就是能直抒胸臆的明朗坦率不拘一格的语言。

《沉沦》的语言还有绘画美和音乐美，这样就使语言更加流畅自然，鲜明生动。如写旧历春节初三、四的夜空:

“同天鹅绒似的又蓝又紫的天空里，洒满了一天星斗。半痕新月，斜挂在西天角上，却似仙女的蛾眉，未加翠黛的样子。”

在这绚丽的夜景里，以又蓝又紫的天空做帷幕，满天星斗和半弯新月好似这帷幕上的图案，这里蓝、紫、白诸色相间，真是五彩缤纷，各放光芒。这样的夜景令人神往。

《沉沦》的音乐美，是指语言明快有力，节奏感强，句式齐整，如这一段:

“在生活竞争不十分强烈，逍遥自在，同中古时代一样的时候;在风气纯良，不与市井小人同处，清闲淡雅的地方，过日子正如做梦一样。”

这样的语言在流畅中不显呆板，在自然中不失整饬，富于韵律和舒缓的节奏。这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同他暂时陶醉于大自然而悠闲忘返、逍遥自在的心情相吻合。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几乎信手可得。

02 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

《沉沦》里的景物描写，不但多而且相当出色，堪称为一幅幅山水画，一张张风景图。它们密切地配合着主人公感情的激荡，造成了一种种氛围，深化了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加重了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使情与景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主人公总是在不同的景物背景中，抒发不同的情感。自然景物在主人公的眼里已不是无知觉的静止的存在物，而是有了灵性的东西。他把景物当作自己寄寓感情的所在，景物随着主人公感情的变化而变化，景物简直成了主人公感情的折射。

《沉沦》的写景，常和感情的抒发交替进行，这样就使景物有了深度，而不显得单薄。使感情更复杂，不趋向单一。也使景物千变万化，五彩缤纷。远景、近景都能放得开，收得拢，好比电影中推、拉镜头的移动。而景物的位置移动，莫不是感情在起作用。可以说景体现了情，情又深化了景。

比如在第一部分中，主人公在开学后不久，因为觉得太抑郁孤冷，就出外散步。手捧华兹华斯的诗集，缓步独吟。这时他心中的苦闷随着令人陶醉的自然景色而退居次要地位。他感到大自然是那样的使人心旷神怡，可亲可敬:

“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

本来这种平和的景象，很能慰藉他那受伤的心灵，但不料在这万籁俱寂的景物中，也有使他伤感之处。因为他：

“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

因此触景生情，不由得产生了迷惘感伤的心情。“蜃气楼”似的云雾，是使他感情发生突变的媒介物，这很容易使他联想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不正同“蜃楼”一样，虚无飘渺，可望不可及吗？

接着他又寻顾周围，小草的颤动又打破了他刚才的梦境。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又把他吹醒到了这眼前的美景之中。他觉得：

“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Ether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象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象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象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他充分驰骋了自己的想象，把“微风”、“清气”比作自己的“朋友”、“慈母”、“情人”，这是大自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说明了他对虚伪污浊的世俗社会的彻底失望和唾弃。

《沉沦》写景还采用了不少的象征手法，使情与景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深化了主题，很好地揭示出了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和性格。

这种用有特征的景物来象征主人公特定的思想感情的方法，就使作品显得别有新意，不浅露，能使人回味无穷。如主人公从妓院里颓丧地出来后，在海边踌躇缓步时：

“看看远岸的渔灯，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细浪中间，映着了银色的月光，好象是山鬼的眼波，在那里开闭的样子。不知是什么道理，他忽想跳入海里去死了。”

这时的他已身无分文，更无一个亲朋知己。更重要的是爱情也不能如愿以偿，因此深感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在这世界上“将何以为生”，“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呢？”

于是便萌生了自杀的念头，而“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的渔灯;“象是山鬼的眼波”的月光，无疑都是死的诱惑。海滨的这些凄凉阴森之景，正和他想自杀的内心世界相吻合。“鬼火”、“山鬼”代表着阴曹地府，暗示主人公也要和大海为伍了。

这时他“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见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他知道在那颗星底下就是哺育了自己十几年的祖国。用“星”来象征祖国，并由它想起了祖国，引起了剧烈的思乡情怀，这样爱国主义的思想就升华到新的高度，喊出了发人深省的呼叫: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由此可见，这种象征是引起他思想感情剧变的酵母。

凡此，《沉沦》的写景，在抒情叙事，表现主题思想，刻画人物性格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把主人公的抒情和日常活动放在五光十色的自然景物的画廊里来表现，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03 诗文结合，散韵相间，使小说极富诗意，增强了抒情效果

《沉沦》引用了不少的诗。有主人公自作诗，也有他翻译的英文、德文诗;还有一些他随口吟诵的诗句片语。

这些诗不是为了硬凑篇幅而机械搬用的，却似来往穿梭的机杼那样巧妙地织入了文中。从而诗文结合，散韵相间，使小说极富诗意，使行文增添了不少的光彩，增强了抒情效果，成为小说中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诗在这里已不是什么点缀品。主人公有些思想活动，作品不宜进行一览无余式的大段描写，就用一首诗来暗示补充，使行文简洁隽永，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余地，避免了感情的平铺直叙。

如“他”在平原上缓步独行时，外表很平静，其实他的内心正思潮翻滚，各种往事一齐涌上心头。于是他就吟诵起华兹华斯那首最著名的抒情诗《孤独的割麦人》来代传心声。诗一开始就写道:

“你看那个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在田里，你看那边的那个高原的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冷清清地！”

这不正是他那孤寂的心情的真实写照吗？

《沉沦》更多的还是主人公的自作诗。这些诗在不同程度上起了概括总结主人公思想的作用。

如他在别离东京前往N市就学的途中，随着火车离东京愈远，他的都市怀乡病愈严重。本来他对东京的感情不太深，但忽然又要离开这个自己多年学习、生活的地方，反而倒生了一种惜别的感情。对此他也反问自己:

“然而你平时不是说不爱东京的么？”“唉，一年人住岂无情。”“黄莺住久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这种短小的诗句几乎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自问自答，一唱三叹，有水到渠成之妙，是他的怀乡病情感的总结。

再如当他醉倒在一家妓院里，听到间壁房间的几个被他视为“俗物”的日本人，在那里醉酒放歌时，不禁触动起他的孤寂感伤的心情和爱国的情怀。于是也大声吟诵着自己的诗作:

“醉拍阑干酒意寒，江湖寥落又冬残。剧怜鹦鹉中州骨，未拜长沙太傅官。一饭千金图报易，五噫几辈出关难。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

此诗是对他二十一年生命的小结，也是全文的精华所在，是理解主人公思想的关键性的一首。这是他在人生的战场上，在爱情的追求中，在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彻底破灭以后，一种绝望忧愁心情的表露。

他感到天气的寒冷，但他的心更寒，更为心灰意冷。他看到“江湖寥落又冬残”的季节转换，时间的飞逝，使他痛感自己追求的名誉、爱情、事业等何在？在日本留学这些年，即使学成回国“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这就是他痛感自己“未拜长沙太傅官”的原因。

他感到在这个岛国所见所感的都是令他伤心的种子，这些种子在他的心中开花结果，最后结出了“忧郁病”之果。宏图未展而意志全消，所剩下的除了不可医治的“忧郁病”外，只有一腔的爱国情怀了。

他为祖国的贫弱而无限伤感：“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祖国的强弱与否，对他们这些漂泊异域的人是何等重要，是他们的希望和理想寄托的所在。而他连这个最后的精神支柱都垮掉了，那么以他的性格只好走向毁灭，即“沉沦”一途了。

回答完毕。

作者：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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