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的散文与欧阳修的散文比较起来缺少什么?
欧曾王之间的“大同”是通过彼此间的“小异”表现出来的。正如袁宏道所说:“大抵物?则贵,?则我面不能同君面。”关于此,宋李涂在其《文章精义》中有过这样的概括:“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清人吴振乾的《唐宋八大家文选序》中也说:“奥若韩,峭若柳,宕逸若欧阳,醇厚若曾,峻洁若王,既已分流而别派矣。”古人的这些评说是否确切是可以讨论的,但他们肯定是其面貌不同则是科学的。 欧阳修虽然标榜尊韩师柳,但他毕竟不是生活在中唐的韩退之,他不为其思想所拘,另辟蹊径,将韩愈的道与儒家经世思想予以贯通,发展了尚实致用的思想。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于世。”其散文不论议论抒情还是叙事状物,往往吞吐抑扬,低回往复,从容大度,平易晓畅。《读李翱文》中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由远及近,最后把行文推向高潮“呜呼,在位而不肯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言辞尖锐犀利但行文并不锋芒毕露,而是抒情意味更浓,感慨气息甚重,把作者的忧愤表达得婉而多讽,柔中见刚。 曾巩散文,《宋史》称“本原六经”,有较重的卫道色彩,形式严整有余,生动不足。他始终身体力行于自己提出的作为散文家的四条准则:“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不越道统,重在雍容平和,简朴委婉中表达意蕴。由于缺乏欧公丰富的政治生活经历和远见卓识,他的许多文章缺乏深刻的内容和新鲜的思想。虽风格相近但同中有异:欧公于“柔婉”中显出宕逸流丽,曾巩于“柔婉”中偏于冲和平顺。如《墨池记》、《寄欧阳舍人书》、《赠黎安二生序》等文,都写得不枝不蔓,章法严密,而又畅谈有致,婉转曲折。 王安石作为一个大改革家、政治家、思想家,其散文有着与人截然不同的风格,他的胸襟抱负自然非一般文人士子所能比拟的,其思想往往高视一时,跨越古今,因此干脆把文当成推动政治改革的工具,说“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治教政令,圣人所谓文也”。散文内容是奇思横出,议论超群,往往也惊世骇俗。《四库备要书目提要》称其“文章拗折峭深,世以大家目之”。刘熙载《艺概》中说他:“取法孟、韩(愈)”,又说“半山文硬瘦通神”。梁启超《王安石评传》称“其理之博大而精辟,其气之渊懿而朴茂,实临川之特色”。这些可以看出其文受到先秦诸子散文、西汉政论文和韩柳古文的影响,思想敏锐,见识超卓,富有政治色彩和创新精神,风格刚劲峭拔,雄健奇崛。如《读孟尝君传》翻陈出新,突破传统,一扫孟尝君礼贤下士的旧说,强调“士”必须能经邦济世,治国利民。王安石长于议论,擅长说理,有时对形象性和生动性有所忽视,这是其不足之处。他的散文有一种突破羁绊一往直前的气势美,表现出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之感,给人一种昂扬飞上的动态感和咄咄逼人的灼热感,这也是欧阳修和曾巩散文中所不能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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